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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11年2月17日讯）：2011年2月12日中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与《北京之春》编辑部联合举办研讨会，讨论“中东局势与中国民主转型”的课题，《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和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分别主持前后两段会议，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王天成从转型研究的角度做了主题发言。
出席者有：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联络部部长曾大军、著名文化学者谢选骏、旅美历史学家王书君、台湾旅美人士《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世界日报前主编孟玄、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民主党监委易改先生、著名律师李进进、八九学运领袖项小吉、维权律师刘路、80后著名青年意见领袖留学生代表孔灵犀，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在会上先后发言讨论。民主党美东地委主席宋书元，中国民主党浙江地区发起人之一陈立群、受中共迫害达18年之久的老右派沈元、2010年架飞机在纽约中领馆抗议的留学生代表施毅等近百位民主党党员也参加了讨论会。
讨论会的前阶段是由胡平主持：“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连锁反映，埃及的事件，可是说举世瞩目。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畅所欲言，对于最近中东发生的民主转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想，作为民运人士，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我们怎样才能够去推动中国民主的进程。”
王天成：这次突尼斯、埃及，以及中东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了网络时代。很多人都在跟踪中东局势的全过程，我们就好像亲眼见证了这么大的事件的发生过程。我们可以思考民主转型到底是如何起步，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民主转型，有差不多七十余个国家民主化，首先从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起步，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在这个热兵器时代，百姓无法以暴力推翻独裁者。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分裂的形式之一，是军队不愿意执行镇压。这次突尼斯、埃及，就属于这种情况。我研究过南欧、东欧、拉美、非洲和亚洲重要的民主转型案例，因为民众抗议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最高统治者倒台而发生的转型比例是57%，高于正常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情况下发生的转型。突尼斯、埃及的事件再次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有些人怀疑非暴力抗争是否管用，那是因为非暴力抗争没有开展起来或者没有发展到较大的规模。突尼斯、埃及的事件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是，必须注重倡导、宣传军队的职业化。埃及、突尼斯的军人这次赢得了尊敬和荣誉。中国军人1989年将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将来应该换回自己的尊严。要打破渐进改革的幻想。穆巴拉克80年代上台的时候，曾宣称渐进地、分部分地实现民主，并采取了一些政治开放措施，反对党在议会选举中曾赢得30%的选票。但是，穆巴拉克很快就转而打压、紧缩，政治发展长期停滞了，最后，依然需要一场革命来开辟道路、启动转型。要破除中国特殊论。一些人片面强调中国与突尼斯、埃及的不同，断言类似的事情不可能在中国发生。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突尼斯与埃及也不同，埃及进行过一定政治开放，人们相对有更大活动空间，但大规模抗争首先发生在突尼斯。非暴力抗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性。埃及、突尼斯的转型是否能成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预料，共产党一定选择性报道，夸大所发生的问题、掩盖所取得的成就，误导中国民众，就像他们对东欧的转型所采取的做法一样。历史往往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发生变化。当年东欧的革命出人意外，今天突尼斯、埃及的革命出人意外，当中国的转型来临的时候也会令人震惊。
施卫江说：“我们从事民主运动，不能说是少数精英们的事业，而是需要发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起来参与。
孟玄发言：“突尼西亚的革命使得我亢奋不已，它的发生是那么突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导火索是一个女警察打了一个男青年的耳光，这在阿拉伯人的习俗中是极为丢脸的事情，由此引发了民众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长期演化过程中，这次阿拉伯世界的事件是划时代意义的，奥巴马昨天说：‘我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刻。’我认为埃及的革命最具历史性，因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精神文明的中心，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胡平发言：“埃及人拒绝中国模式 埃及巨变，再次证明了人权的普适性。人权普适性的道理非常简单。它无非是基于这样一些明显的理由：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那种专横的、不准批评、不准反对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甘愿因为仅仅发表了政府的意见就被监禁、被屠杀；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乐于在政府的抓捕和审讯面前被剥夺向公众公开辩护的机会。埃及人民是这样，中国人民也是这样。 看到埃及，很多人都联想到中国；看到解放广场，很多人都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同样是成千上万的抗议民众，同样是大量的警察和军队。很多人都担心，会不会又是一个六四？人们一边关注着埃及民众的抗争，一边关注着埃及政府、尤其是军方的反应。有两句话令人过目不忘： 1月31日，埃及军方发表声明：‘致伟大的埃及人民，你们的武装力量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利，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2月2日，埃及外交部发言人（这还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外交部呢）：‘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 专制统治是靠镇压人民来维持的，一旦军队拒绝对人民动用武力，一旦政府放弃对和平抗议的镇压，专制统治就穷途末路了。迄今为止，中共仍然在为六四屠杀辩护。现在很多人在谈中国模式，其实，中国模式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的。埃及的事情表明，他们不要中国模式。这一点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的意义。”
李进进说：“这场民主革命具有二个特点：1）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促成了民众能够迅速便捷地大联合。2）军队在政治漩涡中站到了人民这一边。我们现在不清楚，到底穆巴拉克总统是否下达过容许军队向示威民众开枪的命令，还是军队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反正，埃及军队从总体上说，是没有向民众动武。我们要反思，中国军队为什么偏要执行上级命令而不顾起码的民众生命的权利？当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与手无寸铁的民众冲突起来，这在道义上讲，绝对是非对称的。当中国的‘六四’大屠杀发生后，引起国际瞩目，所有国家都高度关注起来，于是由文明世界所倡导的准则传播开来：当军人在执行上级命令与尊重民众生命权利两者之间务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人权的基本规则在于选择后者，当然，只有文明的或者比较文明些的国家里，其领导人和军队才会做出尊重人权的选择。”
曾大军说：“我是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深知文化价值的内涵和力量。刚才施先生讲到政治背后的文化根基问题，我很明白这点，政治之于文化，就如树木之于土壤，肥沃的土壤就容易生长出茁壮的树木，民主的土壤生长出民主的树木，反之亦然。至于说起中国国民的奴性，鲁迅先生曾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我以为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应该是有启迪意义的。” 孔灵犀说：“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之所以在短时期里爆发出来，民众能够迅速聚集起来，是由于网路上‘推特’和‘面书’工具起到了极大的联络功用。在互联网时代，网路的作用非常大。尽管当今中共极力封锁网路，但是还是有封锁的空隙可以为民主人士所利用，比如‘推特’，还有国内最流行的QQ等聊天工具。我打算成立《中国青年联合会》，通过网路与国内年轻的民主人士，或者是爱好民主、关心民主的人士一起，建立起广泛的联络，交流思想和信息，传播革命理念，这样的方式对于推进民运是大有好处的。” 彭咏言说：“年轻人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联络恐怕是难以实行的，因为思想成熟的、具有经济实力的人一般都是中年的，社会上的许多重要资源也掌控在年纪比较大些的人手里。年轻人不可能是社会中坚力量，所以相比之下，与年纪大些的人士交流联络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项小吉说：“我觉得中东地区如果经由民主革命后，有一定的可能，局势失控变得混乱了，也许对于中国今后的民主运动反而不利，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把精力极大地投入到该地区，没有更多的余力来关心中国事务了，对于中国民运的支持势必减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美国抛弃台湾，急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想腾出手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中东事务之中去的缘故。阿拉伯二个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再次证明了，民主运动是在街头展开的，不可能是停留在网路上，中国的民运也必定是这样，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努力，鼓励民众走上街头，我们不妨设法让民众知道以一种风险很小的方式进行。我以为，我们现在搞民运不必需要有太多的理论，我们在这里有在座的几位理论家就足够了，行了，我们现在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拿出有效的行动来。”
洪哲胜：“回顾台湾在以前的国民党老蒋、小蒋时代，总是要欺侮台湾本地的居民，国民党统治的后期，开启了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国民党偏要说，依照‘一省一票’的原则来政治竞选，本地居民占有85%的人口比率，只得到可怜的一票选举，而国民党带过来的大陆人占15%的人口，按照全中国的所有省份来计算，却能得到极多的选票。后来国民党在本地居民的压力下，说是要进行选举改进，但是又提出要将在海外的台湾人士，总共有3000万之多，都算作是‘外省人’，全都拉进来进行选举，这样又对本地居民的政治权利造成了伤害。台湾的民主化是与本人的权益声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情景有些不同。”
张健说：“我有五条建议：1）民主党面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化浪潮进行研讨；2）利用因特网向国内的民众大量传播相关信息，宣传革命理念；3）在联合国大楼前举行集会，表示声援二国人民的民主化运动；4）组织起海外的华人大联合；5 ）以民主党全委会的名义向埃及新政府和人民发祝贺信。”
杨建利博士：本来打算用电脑上即时通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会，结果遭遇到共产党黑客用恶劣手段来攻击而导致电脑瘫痪，无法与民主党全委会联系上，只得暂时搁浅。
赵岩：突尼斯、埃及的皑革命在短期内已经“传染”到亚洲。现在分析突尼斯埃及的革命，有两个明显的原因，一是人的尊严，一是独裁者的腐败。突尼斯民众抗议是因为警察打了小商贩一个嘴巴导致自焚引起的，也就是由于人的尊严被践踏而引起的。埃及的问题是由于独裁者的腐败，穆巴拉克家有资产700亿美金。这两个问题在中国远比它们要严重得多，中共再不迅速改革，民主革命必将到来。
王军涛最后作总结说：“这一次奥巴马政府对待埃及的政策，显然是吸取了以往美军在伊拉克的教训。2003年的时候，当美军制服了萨达姆的军队之后，伊拉克又陷入了对立的二派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循环往复的血腥报复，再加上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长期不安宁的动荡，使得美军深感疲惫，损耗甚大。所以这次对待穆巴拉克政权，一开始试图稳住局面，用渐进可控的方式推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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