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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地方最近有民众提出，要响应北非的茉莉花革命，进行和平的聚会，引起官方的极度紧张。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好像是二十几个城，是外国记者的报道。无论如何，我想这个号召很多，人到底参加了没有，那是已经变成次要的。因为只要你有这个号召，共产党就开始紧张。紧张到一种程度，就是它的特务人员、公安人员、便衣人员、以及有武装的人员，布满了所有的地方，像北京王府井大街麦当劳前面，这个地方是已经成为禁区了。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报道中国有多少人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共产党已经紧张得不得了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人参不参加那个号召、有没有机会，都还是次要的了，就是已变成一个心理战术了。
这个心理战术，共产党一方面讲，就很像是从前的淮水之战，东晋把北方的胡人在八公山打得落花流水，以少敌多，结果搞得叫“草木皆兵”。这个“草木皆兵”就是现在共产党这个心理，太可怕了。
所以这是从中国内部来讲的。从外面来讲，我们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报道，这个报道就是现在涉及到外国记者了。
我们记得在2008年温家宝亲自下过一个命令，说为了奥林匹克的关系，要号召所有外国人都来，可以自由采访，人权也可以改善，采访也不用先呈报就可以直接采访，也可以直接报道，现在完全取消了。
命令并没有取消，但是底下的人，像外交部发言人说的话，就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你们绝对不能来，所有能够有抗议集会的地方，外国记者都不能去，如果记者去的话，那就是有的摄影师常常被挨打，这个摄影师中间、记者中间，包括很多单位都去采访，比如说CNN、BBC、 Bloomberg、《纽约时报》都被警告，不准采访。有的采访记者脸上被踢伤，身上打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个记者赖在地上不起来，所以闹得非常尴尬，完全失掉信用，就是从前说好的承诺，完全取消了。
当然在我们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共产党一向以这个方式起家的。在它弱势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脸色，非常欢笑的；等到它自己得势站在上风，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狰狞的面目就完全出现了。现在这个事是搞到外国人身上来了，所以外国记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是他们这一生恐怕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草木皆兵的心理已经到了不能想象的地步了。事实上想参加号召也没有用，因为共产党的人员已经布满了，你已经没地方插手了。这当然也是因为两会在开会，使他们特别紧张，但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任何信心，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到这样的地步的。
最近Francis Fukuyama，就是福山，是美国的一个思想家，芝加哥大学训练的，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政治秩序》，讲西方的民主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发展的，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访问中，他就特别讲到中国制度。他说中国制度好像在应付危机的时候很有效，是一个专制制度，可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本身不受任何东西控制。现在的国家，他说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一个合法的国家；第二个就是法制；第三个就是要有一种机制可以控制统治者不胡作非为。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就是西方的，我们不叫它民主，其实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的，否则就不会稳定。因为老百姓就不服从你，你马上就变成失去了合法性。失去合法性，就看到现在是中东的情况、北非的情况。
所以共产党想要维稳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它专制官僚机构从上到下的统治，第一个是领导人如果一变成坏蛋，那就无法控制，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控制他、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他；第二是整个官僚系统如果腐化起来，根本也没有办法改正它，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监督它，舆论也没有、立法也没有、司法也没有，都是听政治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造成一个制度是最不稳定的。所以这个不稳定，是内在的、是必然的、是没办法去掉的，除非它改弦更张，所以这就是说民主之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孙中山要五权宪法，要把监察制度放在里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不应不有效，因为没有跟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多少起一点震慑的作用，太大的贪官污吏常常会被告，无论你权力多大，被御使一告的话，马上就成问题，甚至于倾家荡产、甚至于自己被砍头，这种事都可以发生的。
所以政治制度统治阶层需要控制，这是没话说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也有的。不过西方像这种三权分立的制度，发展得更有效。所以福山认为如果要他选择，他绝不选择中国这个制度，因为中国制度实在是靠不住的，说不行就不行了，但是西方这个制度是可以有长期的稳定性。
所以这就是说老百姓的意志可以在政治上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个民主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公平、百分之百的我们满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世界上没有完全满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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