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关艾未未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充塞了海外媒体的版面，他的母亲已发出了感人至深的呼吁：儿子在哪？我反复阅读了高瑛的告示，比对她当年给我的亲笔信，看着她熟悉而娟秀的字迹，即感到亲切，又悲从中来，中国为什么这样不幸？需要一个七十八岁的诗人之妻，和艺术家的母亲，发出这样撕心裂肺的呐喊？她仅仅代表个人吗？或者说，艾未未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仅仅属于他个人吗？它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也许，我们从他父亲的坎坷经历中可以找到答案，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看清专制政权的本质，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其它什麽党，只要不改变中国一党执政的体系，不变革这种僵化的政治制度，就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与法制，中国的知识份子就不能特立独行，艾青是这样，他的儿子艾未未也是这样，一代代的其他的有志之士，都会是这样！除非闭紧嘴巴，把两种功能变成一种：吃饭喝酒，谁给你物质待遇，谁给你钱，你就违心地给谁唱颂歌。
我没见过艾未未，但他父亲艾青，我在80年代初专程赴京采访过他，这位中国诗坛泰斗亲口告诉我《大堰河，我的褓母》一诗的写作过程，它是在1933年的国民党监狱里写的，“大堰河”是穷苦人民的化身，共产党当时自称代表“大堰河”之类的劳动人民，所以，艾青亲近民众，歌唱光明，奔赴延安，也就是说，艾青在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因为那时的中共还记得“大堰河”式的劳动人民，曾用奶水养育了他们，但慢慢地进城当官了，在一党执政的宝座上享乐久了，就彻底地变质了。
所以，像艾青这样有点良心的知识份子，中共就不喜欢了，他还想如同三十年代那样讲话，就只能往枪口上撞，再坐共产党的牢，于是，整整二十年被流放到新疆和东北，这比国民党还残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大堰河，我的褓母》，还能把草稿带出来，但秦永敏在狱中写的文字，却在出狱时被自称比国民党英明的共产党抢跑了！艾青也是一样，他告诉我，他整天刷厕所，干农活，几十年的灵感都荒废了，多么可惜啊！
后来，邓小平仿照毛泽东，又把一党专制造成的罪恶转嫁到了“四人帮”身上，艾青被解放了，回到了北京，艾未未还可以首批出国留学，于是，他又变得拥护中共了，写了《归来的歌》，这是歌颂中共啊！当然他们高兴了，一度恢复了他副部级的职务待遇，建国初由稿费买得四合院也完璧归赵，艾青就是在丰收胡同里的寓所，接受我的访问的，他说，稿费能买一个大院，离北京站很近，他很高兴，可是后来又怎样了呢？当时，我明显看出了他的焦虑和矛盾，他想呼吁变革制度，但又不敢，想讲真话，没有园地，只有苦闷。现在，父亲带着未竟的心愿走了，儿子还在继续思索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中共最怕的致命之处！如今，他被捕了，连个拘留的手续都没有，这说明了什麽呢？是不是说明上层的政治斗争形势尚不明朗，是不是整人的证据还编造的不够？看来，他与父亲艾青一样，也要靠在潮湿的狱墙上吟诗了！
可悲的是，这一代领导人都是读着艾青的诗长大的，胡锦涛也好，温家宝也罢，哪个人不能背几句艾青的诗？哪个人不曾在年轻时为诗歌和褓母“大堰河”而流泪？温家宝前不久还说他眼里饱含泪水呢？但是，土地还是那块土地，泪水未干呢，诗人的儿子就失踪了，他的母亲就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中南海发生了什么变故？真的令人费解吗？
我认为，这个变化一点都不奇怪，毛泽东之所以搞文革，就是为了永远地保住一党执政，就是为了搞终身制，只不过他狡猾地利用了中国老百姓的愚忠，煽动出了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他成功地把施政缺失造成的罪恶，转嫁到了彭德怀，刘少奇等政敌身上，与此同时，艾青式的知识份子最具慧眼，最能看透独裁者，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所以，毛泽东要给50万个右派戴帽，要不停地搞运动，其目的是让知识份子毕生都在恐惧里挣扎，这样才能不动摇他的统治。
同样的，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虽然并非政治强人，但专制制度没变，他们与毛泽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经济发展了，他们及其亲友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比毛泽东过得还要奢华，还要舒服，也就更强势和顽固，所以，他们能轻易放弃权力吗？艾未未总在挑他们的毛病，不论是毒奶粉事件调查，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溯源，还是杨佳的杀警行动，他都明确地表达了与官方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茉莉花革命发生和蔓延以来，他一直行走在海内外某些敏感组织和人物之间，一直在打“擦边球”，在试探中共容忍的政治底线，这些早已经被其记录在案，现在，随着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极左势力逐步抬头，他自然就成了下一个牺牲品。
中国专制制度的可恶和可怕，不仅仅在于它的残酷和无耻，而且，在于它的欺骗性和顽固，由于中国自古缺乏民主传统，皇权思想渗透许多人的骨髓，所以，几乎每个政党在夺权之前，都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但只要一朝权在手，立即翻脸不认人，所以，必须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才能杜绝上台的政党滥用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艾青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流放失声二十年，而在于晚年也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新的领导和政策是“旧瓶装新酒”， “换汤不换药”，同样的，艾未未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忽然失踪，不仅仅在于没有司法文书，而在于它自己及其他许多人都心存幻想：只要有智慧，只要敢于和善于打“擦边球”，只要在国际上知名度高，就会安然无恙。
实际上并非如此，建国以来的中共专制统治者，之所以代代相传，都把毛泽东的旗帜高高举起，是因为他们靠暴力和谎言维持既得利益的做法，确实有效，抓了魏京生，中国人沉默了十年；判了王丹，王军涛，中共又稳当了十年；再抓捕秦永敏，徐文立，王有才，中国人又喑哑了十年；最后，2009年刑拘了刘晓波，专制者以为又可以清静个十年，八年，没想到此后才一两年呢，就来了茉莉花革命，这说明了什麽？说明了中共暴力和谎言交替使用的家传失效了，十年的周期缩短了，也就是说，专制统治到了末期，所以，他们怎能不风声鹤唳，大动干戈？
在我看来，艾未未凶多吉少，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失踪的人，中国的“二次文革”已经降临，重庆的红歌可能要淹没全国，会有更多的知识份子被监禁，软禁，或者失去工作，被迫流亡海外，也许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开过之后，会有短暂的暖春，因为党内高层的人物各就各位，就会放软身段，向知识精英伸出橄榄枝，但是，切记，不论以什么面目示众，不论多麽莺歌燕舞，只要还是一党执政，不是多党轮替，不是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艾家父子”，就逃脱不了被践踏和愚弄的命运。
因此，我想起了1989年底，大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长城与少女》，它的书名是由艾青题字的，“长城”隐喻着专制传统，“少女”象征着民主与自由，艾青还赠送给我书法中堂“无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巨大鼓励，高瑛把墨宝邮寄给我，还亲笔写了回信，这些都成了珍贵的文物。我万万没有想到，时过近三十年，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艾未未又步其父的后尘，失去了自由，这说明中国的“长城”是多么坚固啊！虽然，高瑛说，她不想评价共产党，但我明确地告诉世人，大家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严厉地批评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国必须接受人类的普世价值，即宪政民主。否则，绝对没有出路。所以，我把高瑛的呼唤理解为祖国母亲的呼唤：埋藏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
2011年4月8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