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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未未被失踪多日下落不明
2011年4月3日，这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走进首都机场后被失踪：警察将其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那些具有非凡想象力、可以预言将载入艺术史册的作品，建筑的、摄影的、雕刻的，等等，包括对天安门竖起的《中指》、以手掩盖私处的《挡中央》，转瞬间似乎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回忆。
他还不止是一位艺术家。自愤然辞去奥运工程“鸟巢”艺术总监之后，艾未未便开始了公开的异议旅程：参与维权，特别著名的如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调查512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先后公布了5212个遇难学生名单； 他还是每天翻墙在推特上发言、嬉笑怒骂的网络写手，followers达7万之众。
自从2月17日茉莉花行动开始以来，许多人被抓捕、被失踪，艾未未不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似乎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由于他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者”，人们当然要问：“你们为什么要带走艾未未？！”
法律程序疑点
面对在国际社会激起的轩然大波， 公安部发言人称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亲中共的香港《文汇报》更具体指称是因为犯有“漏税”以及毁灭“漏税证据”罪。
接下来，与艾未未关系密切的志愿者文涛“被失踪”；艾未未发课公司出纳胡明芬“被失踪”；发课公司设计师刘正刚“被失踪”，艾未未司机张劲松“被失踪”；截至最近，艾未未的律师刘晓原也“被失踪”了。
同时，显然是为了损害艾未未声誉的关于艾未未私生活的“爆料”、 指责其作品“淫秽”的评论也纷纷在网络和一些报纸上出现了。
迄今为止，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
疑点是明显的：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而是将其带走进行“调查”？他的员工为什么也同样是“被失踪”，而不是按法律程序传唤或拘留？
有一种做法，是中国公安机关经常使用的，那就是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法律专家们将这种违背法律程序的做法称为“以审代侦”。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在用这种方法对付艾未未呢？我认为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他们正试图“找出”证据。
这种做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它为警察刑讯逼供、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制造冤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在本案中，尤其严重的是，艾未未的设计师、出纳、司机都被带走“调查”。警察有条件通过以许诺释放为交换，威胁予以拘留、逮捕、处以重刑，或采用肉体折磨，迫使他们做出对艾未未不利的供述，以坐实艾未未的“漏税”、“毁灭漏税证据”罪。
那么，艾未未究竟是否真的涉嫌犯罪呢？对此人们并不知道，而只知道他被失踪了。即使艾未未真的有“经济问题”，考虑到艾未未的异议身份，政府显然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长期以来，政府经常以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或犯罪嫌疑，来损害良知人士的声誉。下面我就谈两个以前的案例，其中一个是我本人的经历。
另一位良知人士
首先要谈的许多人都熟悉的、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的所谓“非法经营罪”。1993年至2001年期间，郭飞雄曾从事民营出版，亦即通过购买新闻出版署批发给出版社的书号出版发行图书。
2005年，郭飞雄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的身份，到广东南海、佛山、番禺等地参与民间维权工作，特别是为太史村村民罢免村主任提供法律咨询。此后，郭飞雄又声援法轮功，并与高智晟共同发起了“接力绝食活动”。
2006年，警方翻出郭飞雄几年前从事民营出版的经历，以“非法经营罪”将其拘捕。最终，郭飞雄被法院处以刑罚5年，今天仍然在狱中。
郭飞雄是否真的犯有“非法经营罪”呢？他从事过民营出版，这是事实，但是，他并没有犯罪，因为出版由国家垄断，民间、个人不得染指，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违背宪法的。
我也曾涉嫌“经济犯罪”。讲述这个故事，需要将时光倒转到19年前。那时，我是北大法律系的讲师。
我的经济犯罪
1992年7月，一个自称来自于湖北沙市的人敲开了我在北大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是我的一位老师、法律系的一位著名教授介绍来的，想报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希望我传授一些经验。我和他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告诉他有哪些必读书、必读杂志、要注意哪些学术动态。临走时，他问我是否可以将行李暂时寄放在我的房间，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他一去不复返。大约1个月后，北大保卫部一位姓孙的人敲开了我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在校园抓住了一位诈骗犯，供出来行李寄放在我的住处。他询问了来龙去脉后，怪异地要求我将经过以书面方式写给他。一个多月后，那位保卫部人员又来找过我一次，继续进行所谓“调查”。
1992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预定去西德柏林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一天，北大给全校30多个系发了一份通告，说是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校园诈骗案。通告的最后一句话是：“该诈骗犯的行李放在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处”。当天晚上7点多钟，天正要下雨，风沙飞扬，我被一辆警车带离了北大。
抓捕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和89民运的参与者在1991年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从事民主运动。共有20余人——领导人、骨干分子——被抓捕、审判。我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北大是个敏感的地方，为了掩人耳目，警察花了更长的时间布了一个局，试图给人一个印象：我是因为涉嫌诈骗而被捕的。
我最后被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但是，5年后，当我刑满释放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盛传的是我因为“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被判刑，消息的最初散布者是县公安局。当然，最初的消息源不是县公安局，而可以肯定是北京。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没有切身经历的人，也许不敢相信政府会如此下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要求自由、民主、公义、法治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会被以这种那种罪名或“犯罪嫌疑”投进监狱。
艾未未或许不会有我那样“幸运”。我的最终罪名是政治性的，他的很可能是“经济犯罪”。政府正在“找出”他的罪行，试图使他污名化。
然而，我们迄今并不知道艾未未有什么罪。恰恰相反，更明显的是，官员、警察已经犯了罪：从国际法看，犯的是“强迫失踪罪”；在国内法上，则是“非法拘禁罪”。
注：作者为旅美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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