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被失踪多日下落不明


2011年4月3日，­这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走进首都机场后被失踪：警察将其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那些具有非凡想象力、­可以预言将载入艺术史册的作品，建筑的、摄影的、雕刻的，等等，­包括对天安门竖起的《中指》、以手掩盖私处的《挡中央》，­转瞬间似乎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回忆。

他还不止是一位艺术家。自愤然辞去奥运工程“鸟巢”­艺术总监之后，艾未未便开始了公开的异议旅程：参与维权，­特别著名的如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调查512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先后公布了5212个遇难学生名­单； 他还是每天翻墙在推特上发言、嬉笑怒骂的网络写手，follow­ers达7万之众。

自从2月17日茉莉花行动开始以来，许多人被抓捕、被失踪，­艾未未不是其中最早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似乎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由于他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者”，­人们当然要问：“你们为什么要带走艾未未？！”


法律程序疑点


面对在国际社会激起的轩然大波， 公安部发言人称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亲中共的香港《­文汇报》更具体指称是因为犯有“漏税”以及毁灭“漏税证据”罪。

接下来，与艾未未关系密切的志愿者文涛“被失踪”；­艾未未发课公司出纳胡明芬“被失踪”；发课公司设计师刘正刚“被失踪”，­艾未未司机张劲松“被失踪”；截至最近，­艾未未的律师刘晓原也“被失踪”了。

同时，显然是为了损害艾未未声誉的关于艾未未私生活的“爆料”、 指责其作品“淫秽”的评论也纷纷在网络和一些报纸上出现了。

迄今为止，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

疑点是明显的：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而是将其带走进行“调查”？他的员工为什么也同样是“被失踪”，­而不是按法律程序传唤或拘留？

有一种做法，是中国公安机关经常使用的，那就是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法律专家们将这种违背法律程序的做法称为“­以审代侦”。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在用这种方法对付艾未未呢？­我认为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他们正试图“找出”证据。

这种做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它为警察刑讯逼供、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制造冤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而在本案中，尤其严重的是，艾未未的设计师、出纳、­司机都被带走“调查”。警察有条件通过以许诺释放为交换，­威胁予以拘留、逮捕、处以重刑，或采用肉体折磨，­迫使他们做出对艾未未不利的供述，以坐实艾未未的“漏税”、“­毁灭漏税证据”罪。

那么，艾未未究竟是否真的涉嫌犯罪呢？对此人们并不知道，­而只知道他被失踪了。即使艾未未真的有“经济问题”，­考虑到艾未未的异议身份，政府显然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长期以来，政府经常以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或犯罪嫌疑，­来损害良知人士的声誉。下面我就谈两个以前的案例，­其中一个是我本人的经历。


另一位良知人士


首先要谈的许多人都熟悉的、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的所谓“­非法经营罪”。1993年至2001年期间，­郭飞雄曾从事民营出版，­亦即通过购买新闻出版署批发给出版社的书号出版发行图书。

2005年，郭飞雄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的身份，到广东­南海、佛山、番禺等地参与民间维权工作，­特别是为太史村村民罢免村主任提供法律咨询。此后，­郭飞雄又声援法轮功，并与高智晟共同发起了“接力绝食活动”。

2006年，警方翻出郭飞雄几年前从事民营出版的经历，以“­非法经营罪”将其拘捕。最终，郭飞雄被法院处以刑罚5年，­今天仍然在狱中。

郭飞雄是否真的犯有“非法经营罪”呢？他从事过民营出版，­这是事实，但是，他并没有犯罪，因为出版由国家垄断，民间、­个人不得染指，侵犯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违背宪法的。

我也曾涉嫌“经济犯罪”。讲述这个故事，需要将时光倒转到19年前­。那时，我是北大法律系的讲师。


我的经济犯罪


1992年7月，­一个自称来自于湖北沙市的人敲开了我在北大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是我的一位老师、法律系的一位著名教授介绍来的，­想报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希望我传授一些经验。­我和他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告诉他有哪些必读书、必读杂志、­要注意哪些学术动态。临走时，­他问我是否可以将行李暂时寄放在我的房间，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他一去不复返。大约1个月后，­北大保卫部一位姓孙的人敲开了我的宿舍的门。他告诉我，­在校园抓住了一位诈骗犯，供出来行李寄放在我的住处。­他询问了来龙去脉后，怪异地要求我将经过以书面方式写给他。­一个多月后，那位保卫部人员又来找过我一次，继续进行所谓“­调查”。

1992年10月30日，­也就是我预定去西德柏林自由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一天，北大给全校­30多个系发了一份通告，说是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校园诈骗案。­通告的最后一句话是：“该诈骗犯的行李放在法律系讲师王天成处”­。当天晚上7点多钟，天正要下雨，风沙飞扬，­我被一辆警车带离了北大。

抓捕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和89民运的参与者在1991­年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从事民主运动。共有20余人——­领导人、骨干分子——被抓捕、审判。我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北大是个敏感的地方，为了掩人耳目，­警察花了更长的时间布了一个局，试图给人一个印象：­我是因为涉嫌诈骗而被捕的。

我最后被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但是，5年后，当我刑满释放回到老家——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盛传的是我因为“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被判刑，­消息的最初散布者是县公安局。当然，最初的消息源不是县公安局，­而可以肯定是北京。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没有切身经历的人，­也许不敢相信政府会如此下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要求自由、民主、公义、­法治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会被以这种那种罪名或“犯罪嫌疑”­投进监狱。

艾未未或许不会有我那样“幸运”。我的最终罪名是政治性的，­他的很可能是“经济犯罪”。政府正在“找出”他的罪行，­试图使他污名化。

然而，我们迄今并不知道艾未未有什么罪。恰恰相反，更明显的是，­官员、警察已经犯了罪：从国际法看，犯的是“强迫失踪罪”；­在国内法上，则是“非法拘禁罪”。

注：作者为旅美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