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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曼谷后，经一位中国商人介绍，方知道《北京之春》还有个叫薛伟的人，而且此人还是《北京之春》的老总。以前在大陆，只知有胡平，而不知有薛伟，可见其人之低调和谦卑。
2009年春节前，薛伟先生去台湾开会回来，途经泰国，特意要见我，遂去某处与薛先生见面。本以为薛伟是根年富力强的商界油条，见了面深感意外：这个薛伟并没有什么商人之油滑气，他T恤短裤，一身美国游客的穿着，而不是预料中的西装革履；薛先生已经两鬓斑白，已经六十多岁的模样，他身材矮小，满脸沧桑，但是凹眼眶中的两道目光，象猎鹰一样锐利，他气质干练，谈吐沉稳而不露锋芒。
薛伟先生说他在网上经常读我的文章，我的政论写得很好（我不敢当）。薛先生详细询问了我在国内的经历，和流亡的因由，听罢，他象美国人那样直接了当地要求我：申庇材料电邮给他，他回美国后会为我向联合国出具证明文件。
如此热心相助，我感到相当过意不去，因为我在《北京之春》发文较少，在大陆时，还未在《北春》发表过文章。
当晚，当晚，我受邀和薛伟先生，还有几位华侨提前吃个年夜饭。薛先生在饭桌前除去鸭舌帽，露出林彪式的大脑袋，我这才发觉：他已经全秃。
走之前薛伟先生告诉我：他会请两个人来帮助我，一个姓李（指李日光）、一个姓吴（指吴海波），他们都是可靠的民运朋友。老薛还忠告，在泰国申请联合国难民，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我现租住的房子太贵，这不是因为房子好，而是因为我所住的地段是曼谷市繁华区域，价位很高，为长久计，我应该搬到李先生或吴先生所住的地段，那里房子更大，月租却不到这里的一半；如果我要搬家，可以找李先生帮忙，他有车。薛伟说，他会请此李先生来联系我。
事后证明，薛伟先生所言不虚，李日光先生和吴海波先生都是坚定的反共人士；2009年二月，吴海波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我，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告诉我曼谷民运圈的情况、介绍他那里的出租房条件，弄得我很不好意让他花那么多电话费；同一时期李日光先生开车领我到基督教堂，帮助我树立宗教信仰、打开社会关系。
但我一度因为李日光先生与伪基督徒、不可接触类人渣、线民嫌疑人某某某曾经关系密切，而对李日光先生产生怀疑，进而对薛伟先生有些意见，但后来证明，薛伟先生和李日光先生之前对某某某并不了解。
2009年七月、十一月，薛伟先生两次来曼谷，都与我见面，鼓励我多写文章，并告诫我相关的危险，劝我在一些事情上保持低调、尽量忍耐，事后证明，他的告诫，都是金玉良言。2010年二月，薛伟先生又到曼谷，送给我《北京之春》的记者证，以备我申庇补充证明之用，我颇为过意不去，因为我在《北春》上总共只发表了五六篇文章。其后，薛伟先生又两次来看我，送给我一千泰铢生活费，并介绍一位日本作家对我进行访问。
2010年下半年，当薛伟先生得知我被联合国安置往美国后，立即给我开具了《北京之春》杂志社的担保文件，这份宝贵的文件，加速了我的安置进程，对我一家能在（联合国抛档后）十个月之内获得美国接收，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北京之春》杂志社坐落于纽约市，《北春》的担保，可能是我全家幸运地被安置于纽约州的直接原因。
我永远不会忘记薛伟先生的帮助；薛伟先生，一个外冷内热的社会活动家、一个精明实干却又不居功不张扬的民运组织者。
曾节明
成稿于 辛亥革命百年四月十七日上午于纽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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