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悲观情绪已经弥漫多年，即政治体制改革已死。说政治体制改革已死，是政治体制内部之人已经没了改革的动力，他们已经形成了权力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与经济既得利益集团、文化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愿意向前走，因为向前走，他们只有失去既得利益，或者倾向于既得利益最小化，而往后走，他们又有可能成为左派的清算对象，原地踏步走，他们只会得到而不会失去。与此相对应，也有一种乐观情绪，称中国的发展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可与西方试比高，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把政治专制、市场经济、文化一统定于党尊。目前两种说法都失之偏颇，因为都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那就是公民。中国公民的行动，将会迫使政治体制之内的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说，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死，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存在什么现成的中国模式，即使存在中国模式，也会被公民行动打破。

    　　首先，国际环境促使公民行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使得任何国家在封闭的状态下搞经济建设成为不可能，经济的发展带动和加速了政治的传播。任何国家的政治都会变成国际化的政治，尤其是涉及到普世价值内容的政治都成为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这些国家的政治都变成了国际政治，就连朝鲜的政治都需要六方会谈去解决，任何国家已经不能独立于世界政治之外，不干涉内政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经济和政治又成了文化的载体，凡是经济、政治涉及的地方，就有文化。比如说，美国的肯德基到什么地方，其政治和文化就会在什么地方生根开花结果。所有的这些，都开拓了公民的视野，改变着公民的政治心态。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治变化给中国公民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政治体制的视角，提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提供了中国公民行动的一个标本，提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甚至得到和破译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密电码或源代码。

    　　其次，互联网技术使得公民的政治交流变成现实，网上思想交流，现实共同行动。传统媒体的作用正在减弱，读者越来越少。再加上传统政治媒体的高度政治化和高度意识形态化，承载着太多的政治教化功能，使得传统媒体不堪重负，使得被教育者难以承受。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每一个人都是政治信息的集散地，互联网上的政治博客、政治微博、政治笑话、政治信息对传统媒体具有解构和消解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公民在网上发表的政治言论使现实政治权力的约束正在显现，权力者的滥用权力行为瞬间就在网上发布和传播，使得权力者的行为有所收敛。郭美美事件、7.23动车事件、大连PX项目、卢星宇事件、李昌奎杀人案等都是公民网上和现实参与的情况下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由李承鹏等人参与的“独立候选人”选举，也在网上迅速传播，给人们对中国传统的选拔制度提供了反思的新视角。正如郭道晖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互联网的网民有4亿多，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互联网突破传统上对言论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促成分散的个人在网上形成有共同追求和相互联系的意见群体，形成社会舆论乃至集体行动，促使形成中国社会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在网络公民的压力下，权力者不得不对互联网重视起来，对于互联网提出的问题权力者也不得不做出回应并加以解决。

    　　第三，70后、80后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政治的活跃主体。五六十年代的人虽然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的主体，但是传统的政治观念对他们的束缚太多，政治思维模式、政治行为模式深受体制的影响，即使有独立人格的人也是凤毛麟角。而70后具有较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思维开阔，民主法治观念强，尤其是80后，他们不但是现代观念的接受者，更是观念的行动者，他们对言论自由的表达，他们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要求，他们对普世价值的呼唤，他们对幸福与尊严的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与五六十年代的人相比，较少有政治包袱。尽管政治体制具有同化能力，但这一代人也具有反体制同化的能力，他们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对传统政治体制具有解构的作用。一旦政治体制出现泄露口，他们就会把泄露口扩大，堡垒还得从内部攻破。这就如同利比亚，如果利比亚人没有内在的民主自由要求，美国、法国、北约再努力，卡扎菲政权也不会坍塌。这也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青年人如同早晨初生的太阳，他们接受了民主自由观念，他们传播了民主自由观念，他们行动着民主自由的观念。马克思的观点也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即使是西方别有用心传播民主自由观念，也是一个外因，没有公民们对民主自由的主动需求，民主自由也不会在中国扎根。

    　　第四，公民行动改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和战略步骤，如果仅让体制内人提出和实施改革的战略，可能会南辕北辙。我曾经写过一博文即《搬砖与撞墙：政治体制改革两战略》，一个是搬砖战略，一个是撞墙战略，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如同一堵墙，如果去撞这堵墙，可能是墙没倒，人倒了。而搬砖则不同，砖一块一块地搬，人没倒，墙倒了。公民行动的战略就是搬砖战略。现在的《博客中国》网站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有段时间注重对体制滞后的批判，结果受到了有关权力方面的批评，现在改变战略，对腐败者、滥用权力者进行单打独斗，一个一个地扒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搬砖战略也是体制内人和体制外人共赢的结果，通过公民的扒粪运动，通过公民的搬砖战略，促进了政治进步。

    　　第五，中国的被动政治参与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一些公民是没有参与意识的，但是权力者因滥用权力逼得公民有了参与意识，在强征土地、强制拆迁过程中侵犯了公民现实利益，在滥用权力侵犯了人身自由和尊严的时候，公民就会以和平的非和平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法制的或非法制的，流血的和非流血的，抗争和和非抗争的，自焚的或非自焚的，群体的或非群体的等若干方式参与到政治当中来。使得政治体制内的人不得不重视民意，不得不对不合理的宪法、法律、法规、条例、政策等进行调整和改革。

    　　比如，近年非法暴力拆迁事件频发，学界呼吁大修拆迁条例。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举行座谈会，讨论修改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再比如人权方面的进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主要动力来自党内高层干部，他们从自己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切身经历出发，懂得保障人权，特别是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可贵，从而促成保障人权的民主法制的初步建立。到了今天，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形成，有的地方甚至有形成网络的贪官污吏群体，这些人抱着既得权益不愿放弃，他们已经不是推动人权进步的动力，而是阻力，有些还与黑社会勾结，成为反动的力量。现在推动人权进步的力量，在我看来，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非常有代表性，这个被侵权个案经媒体和互联网揭露和传播，北京的几个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亦即社会权力）督促下，国务院取消了侵犯人权的收容审查条例，改为社会救助条例。这是民间维权力量推动人权保障的标志性事件。显然，公民社会自下而上运用社会权力将是推动中国人权保障的进步的主要动力。”（郭道晖：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离开了公民的行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搞了，也会背离公民的良好愿望。正是因为有了公民的行动，政治体制改革才会进行迫不得已的启动，才给权力者以出路和活路，才逐渐改变了权力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才使得公民在行动中形成公民社会，才有了对抗权力的资本，才有了制约权力的力量，社会制约权力的理念才变成现实。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