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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室们说，这是一所学校，让人学会平衡。有些人就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南墙不回头。
看守所所长们在第一次提审我的时候表示，万先生，你会成为圣贤，在中国可以处理好同性恋研究和艾滋病的研究，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在你成为圣贤之前，你要吃点苦头。他们是看守所管理人员，负责在押人员的饮食起居和监所管理，不负责案情的调查。我们聊到了河南卖血传播艾滋病的情况，其中一人表示，他很清楚，他就来自河南，他的一名战友家里就有三个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
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总体上对我不错的。同室们疑惑，为啥就没有对我验血查身体？我入监第一周看守所就开始改善监室卫生，给每个人两个大箱子分类存放物品。大家感觉每天菜汤里肉末增加了。要吃好一些，就得自己来花钱买。正好我准备机构注册，随身带了几千元现金。
9月20日上午，中秋节那一天，我被释放了。我的物品被归还。在看守里使用过的多数物品没有带走，但看守所所长表示，你用过的鞋子一定要带走，你要穿着这双鞋子走出去，要走好。我被看守告知，在这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不要对外说，要滥在肚子里。那位对我不错、个子高高的警察来送我。
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的两名警察前来接我，送我回家。我询问哪些事情可以对外说，答案是听到的其他人的案情情况不得对外说，本人案情资料可以对外说。
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中，警察询问我，出去后如何对外解释自己被释放，如何处理媒体和各界的关注，会不会反悔让当局难堪。我表示，不用担心，我就表示自己认罪了，写了保证书，我被释放了。警察担心影响我的形象，我表示，不用担心，我是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艾滋病工作做不好，你来追究我的责任，我不是来做政治好汉的。后来，两名警员一直和我联系，直到2007年春天。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信任和信心，这是一些在为他人考虑的家伙。
出来了。觉得世界晕乎乎的，身体很虚弱。回到住所，和家里人通话。我堂弟过来一起吃饭，他给我介绍了外面救援的情况。
第二个来电话是美国费城艾滋病组织Act-Up成员凯特，她来电祝贺我获得自由。她的电话让我非常兴奋。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就非常相信有个叫作Act-Up激进行动组织会帮助我获救。我并不知道这个组织详细信息，只是1995年去悉尼开会在街上遇到一个这个组织成员，别人介绍说这是一个激烈的艾滋病组织。
下午，更多的朋友来看我。胡佳、卢彤景等人。大家一起聚餐。“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名称已经核准，章程已经起草好，股东们同意继续注册。9月26日，我们向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提交了申请，27日批准，国庆后领取到营业执照。
这是一个发起人走出看守所一周后注册成立的民间团体。当时，国际社会和中国学界依然在讨论中国有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企业注册，显然成为一个独立民间组织的标志。爱知行迎来了机遇，可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差不多1-2年后才理解到世界对于我来说真正发生了那些变化。我没有失去这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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