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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11年12月4日讯）去年的12月10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一年时间过去了，外界没有刘晓波的任何信息，就连他的妻子刘霞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一周年之际，一些机构将举办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刘晓波夫妇的遭遇，并要求中国政府还他们以自由。曾于去年出席刘晓波颁奖典礼的海外异议人士杨建利先生将于近日赴欧洲参加有关中国的人权会议，与哈维尔、达赖喇嘛、艾巴迪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讨论刘晓波的救援问题 ，《参与》记者为此采访了杨建利先生。
记：刘晓波获奖一年了，你认为颁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杨：全面评估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十分敏感，我们不太可能全面了解社会各界对此的真实想法。但我相信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是历史性的事件，它使国际社会对刘晓波所代表的中国民主力量的认可大大提升，而且对民众的心理产生正面冲击，甚至在中共领导人及体制内官员心里也会产生微妙的影响，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刘晓波及其所坚持的的理念的价值。
记：但过去的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杨：是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对中国的促进作用要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中去看。短期来看，刘晓波的获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恐惧，去年10月份以后，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控制力度不减反增，很多朋友直接因为刘晓波的获奖而被限制自由，今年春天，在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中国政府更是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迄今为止，这次打压中被捕者中仍有陈卫、朱虞夫、王荔蕻等人身陷牢狱，中国政府对陈光诚、艾未未等维权人士的打压也显示中国政府没有改善人权的意愿。但是，人权和民主从来就不是靠当权者的赏赐，我们不能因为当权者的强硬保守就假设情势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民众的公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规模逐渐增大而且采取越来越有效的方式。
记：请谈一下你所感受到和预见到的变化好吗？
杨：除了看到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一面，我们也要注意中国民间力量在艰难环境下的成长，在陈光诚、艾未未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参与更为广泛，也形成了更大的动员能力；另外，刘晓波的获奖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西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更为关注，这一点，我在过去的一年中感受较深，支持中国人权的国际声音在增加，这对中国未来的变革是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条件，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哈维尔、达赖喇嘛、瓦文萨、图图等世界人权领袖都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表示出极大的支持意愿，他们不止一次地和我讨论有关声援刘晓波的问题，这次去捷克参加会议，我希望和他们有更好的交流和讨论，美国国会近日也将就刘晓波问题召开听证会，由于行程安排的冲突，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出席这次听证会，但我想我们都会感谢他们为此所作的努力。这些国际支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此次欧洲之行，我也将会见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人权活动者，讨论如何更好地声援刘晓波。
记：刘晓波被关在监狱中，任何声音都无法传出，你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不会使刘晓波的影响力无法发挥？
杨：我不这么看。刘晓波作为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在中国长期坚持抗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他的人格魅力、政治理念和道义形象是中国政府无法扼杀的，关押刘晓波只会让人们更加看清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并对刘晓波的遭遇更为关注。我还要说的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晓波不是一个人在抗争，他有很多的同道朋友，这些朋友仍在继续刘晓波的工作，当刘晓波的道义形象和旗帜作用与众多朋友的努力在未来实现结合的时候，是可以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的。刘晓波是一个代表，这是未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无法被否定的力量。
记：中国政府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你认为他有无可能提前被释放？
杨：这是我们的期望，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刘晓波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奖得主，继续关押刘晓波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极为不利。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记录极为糟糕，但我不太相信他们有能力一直强硬下去，当然这要看中国民间社会抗争的效果和国际压力的大小。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权贵经济模式也遇到明显的危机；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在很多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潜在冲突是难以根除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我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审视其国内外政策的效果，它无法长期回避政治改革问题。中国的阶层分化和对立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社会需要团结而不是继续扩大对立和矛盾，刘晓波作为一个理性、温和的民主活动家，在中国未来社会转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正面作用，基于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我希望并相信刘晓波可以早日出狱，这是中国必须走出的一步。我们也将为刘晓波的自由做不懈的努力。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赵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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