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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蒋培坤：回忆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我们与余杰的十年交往
（一）
回想起来，我们与余杰的交往，至今恰好十年。十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了。回忆是美好的，但又是痛楚的。以往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不时在我们脑际浮现。
余杰“去国”也已经一个月了。一直想写几个字祝福他，但我们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他们夫妻俩抵达美国时身后跟随着他们幼小的爱子，眼眶里就止不住流出了泪水，几次拿起来的笔又搁下了。
余杰“去国”前在邮件里曾向我们多次谈起他们的孩子：
“这一年多，我们不能跟孩子一起生活，非常痛苦，我们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在外地旅行，不能在北京，不能正常生活。如果能顺利赴美，我们希望多陪陪孩子，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
“此后能否回来，不得而知。祈祷中国的情况变好，这样我们就能早日见面了。您们一定多保重！有一天我们一定带孩子来看望丁奶奶和蒋爷爷！”
“今天跟他们的官员谈完，终于正式答应放行了。漫长的过程，痛苦而屈辱。为了孩子和自由。”
当我们读到“此后能否回来，不得而知。”心里一阵心酸。是啊！“为了孩子，为了自由！”哪怕是痛彻心扉，哪怕是忍辱含垢，都在所不惜，因为自由和孩子这两者在他们的心里一般重。
我们对他们说：“凡是该记住的一定记住，凡是不该记住的一定丢开去！”但愿他们到了外面平平安安过日子。（以上文字均来自“去国”前的Email）
中国的秘密警察终于答应他们第二天放行：由警察送他们到登机口，不允许任何朋友去送行。
…………
几天后，我们从网上读到余杰的《去国声明》，这才知道他2010年12月9日被中共北京国保秘密警察绑架以及被野蛮殴打险些致死的详情。
去年8月5日，余杰夫妇曾与北京警方多次交涉，获准允许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可能那天因有一对日本夫妇在旁，有关那段可憎可怖的经历，只是简单提到几句。他说到2010年12月9日在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前一天，秘密警察把他叫下楼套上黑头套，拉到昌平附近打了好几个小时，昏死过去了。昌平医院说没法救了，就又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还威胁他不准对外说，说了就把输液管子拔掉……。至于详情，我们依然不知。
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天至颁奖仪式结束后的2010年12月20日，我们在无锡被当地国安部门软禁74天。此间，我们对北京乃至全国的相关情况一无所知。等到当局解除了对我们的软禁之后，我们才给余杰发出了一封邮件，询问他这两个月来的情况。
2011年1月2日，余杰回电说：“我刚回到四川老家，刘敏还在北京。我们一起被软禁在家56天，后33天被切断一切联系。最后三天我被绑架到郊外，遭受非人折磨，差点就不能与你们再见面了。我要春节后再回来。”
我们心里一沉，感到十分惊诧，为什么说“差点就不能与你们见面了”呢？
后来几次通信，他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直为他的处境忧心忡忡。
4月份又接到他一个邮件，他在邮件中说：“五月中旬以后他们又不准我在北京，我将去南方。我们只能六四后见面了。在一个国家内，见面居然如此之难。这是二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直等到8月份，才好不容易见了一面。
那次见面后，我们又是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直到他这次“去国”。
（二）
此次读罢发表在“中国人权”上的《去国声明》，我们沉默良久，悲愤莫名，只觉得心在阵阵抽紧，头脑里反复出现一句话：“怎么竟会是这样！”
以前我们听说过高智晟曾被戴上黑头套，遭到暴打、酷刑，现在落到了余杰头上。这哪里还有一点“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呢？中共已经沦落到了不择一切手段，乃至用黑社会手段来对付国内异议人士。这与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盖世太保、侵华日军宪兵部、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种种暴行有何不同？在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毛泽东要致人于死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亲戚、朋友、夫妻间互相揭发、互相检举，乃至自我交代、自我批判等触及灵魂的手段来迫使人自证其罪、自取其辱。现在，这一切手段都失去了效用，于是干脆用卑鄙、龌龊的流氓暴行来对付持异议的“自由思想”者。
余杰，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他同刘晓波一样，不过是用笔来写出他们所见到的社会的种种畸形和不公，来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类人类普世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即使据称获致大罪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也正如该书序言作者鲍彤先生所说：他写作和出版此书，“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违背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黑吗？”然而，这在北京的秘密警察看来，余杰出版这本书，是不折不扣的“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说什么“用好言劝告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这犹如把人一下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
（三）
余杰与刘晓波，都是我们这二十年来在大陆的忘年交。
在刘晓波1996年至1999坐牢出狱之后不久，他就把刚刚结识的余杰带到了我们家里。我们也就与余杰有了一些接触。那时，我们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回无锡老家居住，而余杰每年除了出国访问便在家埋头写作。他家离我家远，来往不便；更何况，他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所以平素有事才见上一面。
我们对余杰的进一步了解是2003年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典礼之后，余杰是这个奖项的获奖者之一。
这一年10月3日的下午，他同晓波一起来我家里，给我带来了一盘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的实况录象。我，我先生，以及余杰和晓波四人，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看完了录象。当我听到余杰自述他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时一个外地的十六岁少年，在一夜之间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他说他是“六四”的儿子，在他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渗透了鲜血的纽带。……我被他这些庄严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已经很久不愿在人们面前落泪了，但我此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蒋在一旁悲伤无语。晓波和余杰这两个男子汉坐在电视机前的地板上相拥而泣……。第二天，我在给美国杨逢时女士的信中说：“想想今天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今已被厚厚一层尘土覆盖得难以辨认也难以寻觅了。但我依然相信，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保留着人性光辉的世界！”。我还顺便告诉她：“我想把您和余杰的两份答辞印发给在京的一些难友，让她（他）们与我一起分享这份感动。在我不得不面对的这片喧嚣得令人齿寒的国土上，你们的词语给了我难以奢求的温暖和慰藉。”
那天整个客厅里的空气似乎被悲壮的气氛凝固住了，定格在八九“六四”上。此情此景，我们怎能忘怀！
自此以后，余杰默默地、悄悄地为天安门母亲做了许多不为外界知晓的事情。他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作学术访问，参加独立中文笔会和教会的活动。据我们所知，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向人们介绍天安门母亲及其诉求。但这一切他本人却很少向我们提及，外人或许更不知道。他还无数次安全地给天安门母亲带来各方捐款，令官方头痛的书刊、光盘，以及海外朋友给我们的赠书。每次他从海外归来与我们见面时，总是带着装得厚厚的几大袋。我曾打趣他：“你是属牛的，够你背的！”有时，一些不能靠他自己带的，他就机敏地借力于他人，迂回曲折地给我们带来。对于他的这份危险、辛劳，我们一直默默地记着，至今才敢于说。
余杰办起事来那股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给人印象深刻。每次给我们带来的捐款，都用信封包扎得严严实实、整整齐齐，外币、汇率、手续费、人民币的数目元、角、分，都在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
此时的余杰，与其说是一个文人、作家，倒更像是个专业会计师。今天想来，这些事也许还得力于他的妻子刘敏的襄助吧。
相处久了，余杰对我们也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善解人意，知道我们俩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令我们心动的是，一次他从欧洲回来，从怀里掏出两件小礼品，还特别说明这是专门送给我们的：一件是一块装在玻璃盒内的柏林墙的墙砖；另一件是一张印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景象的瓷片。这两件纪念品凝结着欧洲人民在纳粹时代和前苏联共产极权时代的血泪控诉。我接过这两件珍贵的纪念品，捧在手里，仔细端详着，反复抚摸着，不忍释去。它们一直放置在连儿的灵前，日日夜夜陪伴着未得安息的亡灵。这一放就是好几年，至今仍安放在原处。
（四）
2004年10月，“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才过后不久，我们在无锡农村从外电报道中获悉法国总统希拉克关于取消欧洲对华武器禁运的言论。这是继1996年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美国发表的关于“六四”没有死人的言论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面临的又一次挑战。众所周知，欧洲关于武器禁运的决定是在“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作出的，到2004年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态度依然如故。今天法国的希拉克竟说什么“六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对今天的中国已经毫无意义；如果仍然坚持禁运，那就毫无必要。我们听到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气愤，决定回应希拉克发出的挑战 ——不管付出何种代价。
但此时我们身处农村，当地农村尚无宽带，不能上网；家中电话也没有国际通话的设施。这时恰巧刘晓波又不在北京，联系不上他，在着急与无奈之下，我们就想到了余杰。但以前我们没有留下他的电话号码。经几番周折在北京友人的相助下，终于接通了余杰的电话。寥寥数语，他便听懂了我们的意思，很快代我们写出并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的文章，完成了我们的嘱托。在此之后，他又起草了有丁子霖、刘晓波、余杰三人联署的《法国人民，请睁开你们的眼睛》——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说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不是对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表示“信任”，并不是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而是恰恰相反，解除禁运不仅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感激”。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是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
直到今天，有关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决定仍未作出，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却遭到了两年刑期的惩处。
余杰笔锋锐利，文词直白，不避禁忌，自然被政府当局视为眼中钉。2004年12月13日，他和刘晓波突然被警察带走。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公安当局会对这样两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下手。在带走的前一天，我们还接到余杰的电话，他说他要来看望我们。可一转眼他就在我们跟前消失了。他和刘晓波在那几年里都是国内活跃的网络人士。他们以良知发言，以道义担当，堪称国内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和我先生对他们两人被抓深感震惊，随即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发去了一封公开信，吁请他们立即释放刘、余两位，还他们以写作、发言的自由；希望他们在处理这类事情上能表现出应有的明智和大度。
余杰没有因为那次被拘押而有所退缩，依然笔耕不止。第二年，即“六四”十五周年后，香港就出版了他的《天安门之子》一书。已故自由知识分子包遵信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天安门’就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令人气旺！……当余杰说自己是‘天安门之子’，也就等于给自己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路。”现在，包遵信先生已逝世数年，在彼岸世界的他也定会注视这位甘愿奔向荆棘之路的“天安门之子”是如何艰难跋涉、饱经折磨的。他生前对余杰爱护有加。记得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接见余杰、王怡等三人之后，引起了海内外很大反响。一天一些朋友来我们家里，在刘晓波等人批评余杰的失误时，包先生还专为他向大家说了一句公道话：“少不更事嘛！到此为止，不要责备他了！”如今，我们深信包先生的在天之灵定会与我们一样为余杰的被殴打、被酷刑、被逐出国门而抽搐、淌血。……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与余杰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余杰比我死去的儿子还小一岁。我们每次见到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思念起自己的儿子。两人都是很聪明的孩子。蒋捷连生前最后一次期中考试在全年级360位学生考了第三名。他在这年5月17日参加由他们班发起的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天安门游行，那时也仅十六岁。
2005年，蒋彦永医生因公开发表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引起了社会各届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2006年1月30日，我们与晓波夫妇、余杰夫妇一起去看望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和他以及他的儿子、儿媳一起度过，并在他家附近的一个餐馆吃了晚饭。就像一家人过年那样，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自蒋医生被软禁及解禁后没有见过面，非常想念他。可惜那晚蒋夫人不在。现在，六年又过去了，一人被重判入狱，一人远走异国他乡。我们把这张珍贵的七人合影挂在客厅里，每每思念他们就看上一眼。人生苦短。刘、余他们两夫妇尚年轻，而蒋医生和我们皆为同龄人，未知此生这七人还能再聚首否。
（五）
2006年对我来说是多事的一年。这一年12月26日，正好是我农历70周岁生日。那天，在刘晓波、余杰等人的张罗下，在附近餐馆为我举行了一个生日餐会。
那次的聚首是历史性的，实际上是一次在京部分天安门母亲与自由知识分子的聚会。那天有的人是便衣警察用警车“护送” 来的，有的则是被贴身跟踪来的。包间外的厅堂里坐着好几个男女便衣人员，包间内两大桌满满坐了24位友人。大家在一起畅叙，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来会走动，毫无顾忌，气氛浓烈。在这次生日餐会上，刘晓波代表独立中文笔会为丁子霖作了长篇致辞。他说：这些年来，丁子霖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在专制铁钳下，以遇难者家属的身份说出了真相，发出了抗议的呐喊。期间，余杰夫妇抬出一帧他们专门请一位书法家教友撰写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横匾送给丁子霖。这幅题词丁很喜爱，她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爱，我哪能坚持到今天啊！早在2001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的话》中就说过：“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我们觉得，在那次生日餐会上，刘晓波、余杰，还有很多友人，都是把这次聚会视为对“爱”的一种宣示。
余杰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他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操心、着想，甚至会作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想到的超前考虑。据我们所知，前些年余杰还协助刘晓波为推动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做了不少事情。在海外，他所到之处与友人接触时，总不放过向他们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诉求、理念、遭遇的机会；就是在国内，他也常常把天安门母亲群体介绍给一些使馆和来华访问的欧美学者。2010年以后，刘晓波已经判刑、入狱，不再有人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余杰是一个有心人，他知道我们想做什么、想相见什么人。8月的一天，他把一位台湾学者带到了我们家里，见了面才得知这位学者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解决“二？二八惨案”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位重要的捉笔者。那天，我们从下午一直畅谈到夜晚，对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当年台湾政府与民间受害者谈判的经过及其中的甘苦。他给予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极大的启发，真是受益匪浅。余杰坐在我们旁边，静静聆听着我们双方的叙述，未曾插话。我观察他在轻松自如的神情下，还带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之色。能够促成这样的对话交流，余杰作出了一份努力，我们要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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