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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后，许多海外流亡的赤子纷纷回归。鲁迅最忠诚的学生、自觉担当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阐释者宣传者捍卫者的胡风，也被满目的表象所迷惑，拜倒在偶像之下，以类似《圣经》创世纪的语言命名他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象一尊塑像……”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此时，一批清醒的内心流亡者出现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他们的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吴维尊等。所以中共的矛头首先对准信仰这一最核心的要害。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新教徒约6万人。其中被处决的共10690人。（《与神亲嘴》，王怡，2008年）
基督教会这个源于神启、基于信仰的预言，揭示了新中国被流亡的本质。1950年4 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从此，人民的共和国被流亡，只剩下空名而已。
土改、镇反、肃反，百万亡灵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祭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杨奎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其中，镇反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镇反与肃反》，信力建，《北京之春》2010年 12月号）
朝鲜战争后，21000多志愿军战俘，14000多人选择流亡台湾和第三国。而回国人员成了另类的流亡者，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064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贺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直到反右，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幼稚天真埋单了，55万右派分子成为身在故土的被流亡者，本已失去经济独立，再被剥夺思想自由，精神和肉体双重流亡。
精神的灾难必然带来物质的灾难，流亡开始向更广泛的底层蔓延。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成了无根的奴隶，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带来的是三年大饥荒的人间地狱，至少四千万饿殍。为了社会安定，不给社会主义“抹黑”，饥民们连流亡乞讨的自由都没有，“盲流”一词就源于此时的官方文件，他们被持枪的民兵卡在车站、路口，许多地方全家人饿死家中。树叶、树皮、野草吃光了，各地就发生自杀和人吃人现象。地里的庄稼被武装看守，偷窃者法办。许多呼救的农民饿死在粮库门前。有的地方爆发饥民抢粮库事件。至少十万人通过深圳偷渡逃亡香港，许多人被边防军射杀，死于河中、海上、岸边和山里。云南等地许多边民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舍弃家和国，逃亡境外。1960年1月，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杨德才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他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国十年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此后，解放军还发生16起驾机叛逃台湾、苏联和越南的事件，其中4起失败，12起成功）。没有了言论自由，连胡耀邦到北京汇报工作，辗转一夜，还是不敢向毛泽东讲饿死人的现象。当一些西方媒体发出中国大陆饥荒的零星报道，中共一概斥为敌对反华势力的“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共拒绝苏联的粮食援助，并提前还苏联的外债，同时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研制原子弹。就在全国各地大批饿死人之时，毛泽东装模作样不再吃肉，同时又让湖南在他的老家韶山，为他将来回乡养老 “搭个茅棚”——建豪华别墅。（《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人祸》，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5年修订版）
专制之下的民族政策也导致流亡。1959年3月，在种族冲突中遭到武力镇压的藏人，在达赖喇嘛带领下大规模流亡印度，并在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1962年5月中旬，新疆伊宁市、塔城地区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遭到血腥屠杀。当地民众捣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随后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居民，骑着马、骆驼，赶着牛羊、坐着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据中共文件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曾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祖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下至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
后来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1949年后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 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有近百万人。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一位逃亡农妇这样表达对祖国的绝望：“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大逃港》，陈秉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
文革是红色王朝毛泽东时期灾难的顶峰，暴力由官方蔓延到整个社会，涉及全国各地各界，非正常死亡至少两千万人，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帅、毛泽东秘书到普通百姓，包括大批知识精英（其中有许多海归）。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成为祖国最低贱的被流亡者。他们中的少数人有幸流亡国外。其中甚至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一家。据时任云南瑞丽县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刘鸿渝披露：1976年夏天，“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备偷渡出境的刘涛。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我联想到，1976年清明节期间，参加纪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邓小平又重新被打倒，连我心里也都憋着一口气，何况她还是最大走资派的女儿。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写了父亲的大字报，但仍然没有得到好报，还只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毕业才当了个工人。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这条绝路。”“后来，在她被关了两年的时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凤凰周刊》2011年28期《少奇女儿逃缅蒙难记》）。
当时著名的流亡者还有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他不堪迫害，在友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波折，1967年1月15日夜晚，与妻子、子女偷渡出海，竖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上岸后，他摘下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抛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流亡美国后，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道出了流亡者的心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马思聪最后客死异乡。
文革中最著名的流亡事件，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叛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震惊中外，给予独裁者毛泽东致命一击。
改革开放初期，刚打开国门，人们对国外的向往形成新一波流亡潮。深圳仅1978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1983年4月，网球冠军胡娜在赴美参加比赛期间提出个人政治庇护，流亡异国。
1989年六四屠杀，造成又一波国内外政治流亡潮。既有被软禁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撤职查处的海南省省长梁湘，因拒绝带兵屠杀而入狱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继林彪之后流亡国外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入狱的赵紫阳秘书鲍彤等高层幕僚及各界运动骨干，还有驻外机构和留学、访问等人员。那年，旅居法国的著名作家高行健据此创作了话剧《逃亡》。 2000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记录这段历史的有《逃离中国——一个当代鲁宾逊的故事》（张伯笠，[台湾]道声出版社，1998年8 月）、《血路──1989》（孔捷生，[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9年）、《“黄雀行动”工作日记》（记录1989年六四后至1997年6月香港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约300人出逃，[香港]2009年）等。此后，记录国内外六四流亡者心路历程的有《回家》、《再回家》（采访六十多位“六四”流亡人士，蔡淑芳、麦燕庭，[香港]2009年）、《100“六四”人物20年》（归化章、浦前，[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风雨如晦十五年—— 六四”惨案十五年纪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培坤，2005年）、《廿年生死两茫茫》（“天安门母亲”，2009年）、《流亡诗集》（六四文化传播协会，2009年）等。
在中共军队和安全部门同样出现叛逃流亡者。例如：国安部处长、高级特工俞强声（原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胞兄）1985年叛逃美国；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徐峻平2001年叛逃美国；1990年至2004年在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工作 14年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2009年3月10日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共、彻底与中共组织决裂；在2001年3月著名的“新青年学会”一案中，充当密探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李宇宙，后来良心发现，2002年7月8日流亡泰国，向联合国办事处申请避难……
同样是内心流亡者，前三十年，我们有殉难者林昭、遇罗克、王佩英、张志新、王酉申、郭世英、李九莲、钟海源、陈卓然、许云峰等，后三十年，我们有国内外大批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包括身陷狱中、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我们苦难的规模和复杂远远超过任何民族，我们的收获与贡献却无法与之相配，我们的流亡还在继续……
祖国是上帝赐予的世界，流亡是对“治理这地”（《圣经》创世纪）的剥夺；祖国不是强权骗取牺牲的偶像，流亡是捍卫信仰的反抗；祖国是人人平等相爱的家园，流亡是对爱与自由的追寻；祖国不是愚民的乐土，流亡是灵魂的解放。心在那里，祖国就在哪里。
2005年12月5日，最著名的流亡者之一刘宾雁客死他乡。王康的悼亡诗《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不仅是献给刘宾雁的，也是献给所有大陆内外流亡者的：
……
中国的天空足够辽阔，在这里
穿云破雾是你命定的抉择，本性
不批准你擅自偏航，
你无论如何无法飞往
与中国相反的方向！
即使比所有的鸟儿都惆伥，
惆伥也只惆伥在中国的天空里，
即使比所有的生灵都彷徨，
彷徨也只彷徨在中国的大地上。
……
它们要折断你的翅膀，
它们要屏蔽你的航向，
它们要取缔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它们要像禁绝禽流感一样把你堵死在异国他乡！
……
一只遍体鳞伤的大雁，终于
停落在中国的十字架上。
你的心脏依然坚强，
你的头颅依然高昂，
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止你回家，阻止你飞翔，
你已经永远停落在融化在
中国的十字架上。
2012年1月30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作者联系邮箱 zxx196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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