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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被流亡的祖国
日期:2/22/2012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朱欣欣

祖国是上帝赐予的世界,流亡是对“治理这地”(《圣经》创世纪)的剥夺;祖国不是强权骗取牺牲的偶像,流亡是捍卫信仰的反抗;祖国是人人平等相爱的家园,流亡是对爱与自由的追寻;祖国不是愚民的乐土,流亡是灵魂的解放。心在那里,祖国就在哪里。

 
2008年7月7日,作者和余杰,两个流亡者的合影。如今,一个国内、一个国外。



龙年伊始,悖逆先祖敬神祭天传统的人们,再一次以龙的图腾填补信仰的空虚,掩盖对权钱的迷信崇拜。当官方借春晚等愚乐对国民进行精神麻醉的时候,严寒中许多访民乞讨为生,无处栖身,躲在桥洞下露宿;曾组织访民春晚的东北访民赵振甲等除夕日被抓走;上海数十访民大年初一给温家宝总理拜年被抓……当文化太监们歌颂党与国的偶像时,长期被软禁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盲人律师陈光诚夫妇,却无法看望同样被监视的父母;西藏炉霍县和平抗议的6名藏人被中共武警枪杀,30多人受伤……当中共的高级“五毛”司马南,前往一贯被他唾骂的美国过春节时,34名敢言的记者和撰稿人,因所谓“煽动颠覆政权”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正被关在狱中……当官方组织文化艺术界联欢,那些新老被圈养人,面对镜头露出或真或假的“幸福”笑脸时,长期被封杀、监视,曾遭酷刑虐待,被威胁活埋的作家余杰,不久前携妻儿被流亡美国(详见余杰《我的去国声明》);被判监十年的南京师大教师郭泉的妻子李静和儿子郭义,近日也被出走异国;而更多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已经或正在移民国外……

中共专制将人的良知与民族隔离,将公民的权利与祖国隔离,打造起远远超过奥威尔想像的“动物庄园”,这里不允许人的存在,只容主子安身,只盛产奴才与奴隶。真正的中国被专制强权流亡,难以栖息在自己的国土。

一个人的营养不断流失,必然走向衰亡;一个国家的少数权贵维持逆淘汰体制,同样自取灭亡。

一、第三帝国的流亡
     
卡尔•冯•奥西茨基                        朋霍费尔



当年,正是丢弃了超越性的信仰根基,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走向了理性的反面,孕育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促使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篡权。纳粹一体化先夺权、再烧书,最后走向烧人。1933年4月从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文化清洗运动”,实行“文化同质性要求”,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统一思想”。此后,2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以及上万名文化精英,在德国的社会文化领域中被排除,在国内“内心流亡”或国外“肉体流亡”。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到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参看《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李工真,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当真正的德国被流亡,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度。一些纳粹科学家秘密研制原子弹,充当法西斯的帮凶,另一些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则参与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留在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对纳粹保持沉默,但他的二儿子参与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杀害,使普朗克为自己的行为悔恨终生;被迫流亡出国的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反对纳粹,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纳粹科学家纷纷谩骂、攻击爱因斯坦;著名的思想重镇法兰克福研究所被迫迁往美国,成员分散,留在国内的哲学家胡塞尔和雅思贝尔斯遭受迫害,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
“焚书驱儒”后,纳粹德国的文化教育完全法西斯化。另一方面,德国也存在“国内流亡”的反法西斯抵抗力量,以“红色合唱团”(又译红色乐队)、“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白玫瑰”抵抗运动、讽刺文学团体“胡椒末”和“坟窟”剧团等为代表。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政论家和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卡尔•冯•奥西茨基,不断撰文反对希特勒,唤醒国民警惕法西斯,不要支持纳粹,先后4次身陷囹圄,受到非人的虐待,1936年,成为第一个在囚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35年度)的人(1938年被迫害致病而亡)。1939年7月7日,33岁的神学家朋霍费尔,离开安全而自由的美国,返回黑暗的祖国,与同胞共担苦难,力阻狂轮。纳粹崩溃前夕,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与五位战友一起在绞刑架上就义。(参看《力阻狂轮》,[德]温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月。《狱中书简》,[德]朋霍费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故事片《朋霍费尔》,2003年)


更多的文学艺术家们被“国外流亡”,以作家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戏剧家布莱希特、音乐大师勋伯格等为代表,他们成立德国作家联合会等组织,创办出版社、杂志、图书馆,创作小说、诗歌、戏剧、广播剧、电影,抨击纳粹的罪行,揭露法西斯崛起的根源。戏剧家布鲁克纳借《种族》一剧由民主派变成纳粹再转变回来的青年之口,否定了纳粹对祖国的占有:“千秋万代,德国永存。这也是我的德国:千秋万代,永难改变!”流亡也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共同性质。著名的原共产国际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员蒙森堡(又译明岑贝格),西班牙战争时,他抨击斯大林政策,后来又谴责斯大林与希特勒勾结,背叛德国人民。他与共产党决裂后预言,希特勒垮台后的共产党专制同样不是真正的德国。因此,1940年他在法国被暗杀。另外,在苏联文化部门工作的约130名德国流亡者,有70%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参看《希特勒与知识分子》,刘国柱,时事出版社,2000年11月;《新秩序》,海南出版社,2001年3月;《纳粹德国文学史》[英]J•M•里奇,文汇出版社,2006年1月)

当大批优秀的德国文化精英在祖国被纳粹的党棍们替换的时候,也注定了纳粹灭亡的结局。

二、苏联帝国的流亡
 

   
索尔仁尼琴                        萨哈罗夫


说到流亡,国人最熟悉的还是苏俄。比起十九世纪英国的拜伦、德国的海涅、法国的卢梭、伏尔泰、雨果等人的流亡,俄罗斯流亡者的规模堪称世界流亡史的奇观,经历了十月革命、二战后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三次流亡浪潮。

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他们夺权后以为通过立宪会议选举可以取得统治合法性,但遭到大多数国民的反对,在全国只获得24%的选票,与之竞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选票比他们多出两倍多,于是,布尔什维克便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用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政府,废除原先的法律。从此,俄罗斯陷入恐怖血腥之中。先后有一千多万(一说二百多万)人流亡国外,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各界精英,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布尔加科夫等,作家布宁、阿尔志跋绥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阿•托尔斯泰、扎米亚京、纳博科夫、吉比乌斯、维茨塔耶娃等,画家列宾、科罗温、康定斯基等,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等,戏剧家米•契诃夫等,芭蕾舞明星巴甫洛娃、尼任斯基等,电影演员莫茹欣、夏里亚宾等。他们在布拉格、柏林、巴黎等地,创办大学、研究院、出版社等,组织协会、社团、沙龙。正如女诗人和评论家吉比乌斯所言,流亡的俄罗斯侨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微型的俄罗斯”。诗人阿•阿恰伊尔在著名的《在各个移居国里》一诗中写道:“祖国把我们赶出家门,我们却将她带往世界各地。” 第二次浪潮的流亡人数有六十多万,其中有作家克列诺夫斯基、叶拉金、莫尔申、勒热夫斯基等。第三次流亡浪潮中,有五百多位持不同政见运动领导者被捕或驱逐出国,流亡国外的包括作家索尔仁尼琴、马克西莫夫、布罗茨基、季诺维耶夫等,还有格里戈连科将军,以及女权运动领导者、学者、画家、雕塑家、芭蕾舞艺术家、音乐家等。

少数后来返乡的流亡者命运各不相同。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满怀幻想地歌颂,但很快在红色恐怖中清醒,他一面撰文抨击暴行,一面奔走营救屠刀下的艺术家,最后自己也被噤声,无奈地流亡国外。后来他禁不住思乡的痛苦,回到苏联,立刻被斯大林所控制利用,一度被欺骗。但高尔基毕竟是只海燕,大清洗中,他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当巴别尔即遭不测时,高尔基公开为他辩护,称他是“最诚实的作家和人”,高尔基还一再拒绝像对列宁那样为斯大林作传,最后被下毒暗害。1939年,维茨塔耶娃流亡十七年后回到苏联,不久,丈夫被判死刑,大女儿遭逮捕被驱逐出境,小女儿病死,儿子与她划清界限后赴前线战死, 1941年,她在穷困绝望中自缢。相反,曾经的反布尔什维克作家阿•托尔斯泰,1923年被获准作为“悔过自新的流亡者”回到祖国,成为官方忠实的支持者和奴仆,地位显赫。另一个回国的流亡作家兼记者爱伦堡是个机会主义者,服务于专制文化,直到斯大林死后才以《解冻》博得声誉,成为非斯大林化的时代标志。

斯大林时期,那些国内流亡的作家有两千多被关押、封杀、处决,其中,诗人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的枪口下,他的前妻、诗人阿赫玛托娃长期被封杀,阿赫玛托娃的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学家尼古拉•布宁死于劳改营。作家皮里尼亚克、巴别尔等被处死。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作家曼德尔斯坦姆在精神分裂中死于集中营(一说被枪杀,一说病饿而亡)。戏剧家梅耶霍尔德遇害,其妻在他被捕后死于随即赶到的秘密警察乱刀之下。讽刺文学作家左琴科被开除作家协会。斯大林死后,对异己分子的迫害更多地借法律之名,采取监控、判刑、关精神病院、驱逐出国等手段。作家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曾被法国《世界报》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但是,“小说的书稿曾被送到内务部审查,很快,他的家遭到查抄,手迹、信件、打印稿,乃至打字机的色带,也被席卷而去。……作家受此打击,4年后郁郁而终。”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开除作协,被迫拒绝领奖,因为受到官方驱逐出国的威胁,一年多后他抑郁而亡。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等一系列揭露劳改营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国而放弃领奖,但四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是被以“叛国罪”逮捕,次日即被剥夺国籍,放逐国外。同日,被开除作协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获准流亡出国。天才诗人布罗茨基,在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职业中,坚持以诗歌创作彰显自由,一度被判在劳改营服苦役,1972年,他被放逐国外。15年后,47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历史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的醒悟:“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盛禹九,《教师博览》,2009年第6期)

俄罗斯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在国内外流亡的知识分子身上延续着血脉,使他们能坚守良知、与帝国对峙。科学界,以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和科学家麦德维杰夫兄弟为代表,他们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当局拒绝他出国领奖。文学界,国内作家通过“地下文学”反抗“官方文学”,在称作“萨米亚特”的各种地下刊物上,发表文学、新闻、政论等作品。在俄罗斯 5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流亡文学向世界贡献了4位(另外是唯一的官方作家、《静静的顿河》有争议的作者萧洛霍夫),包括先后流亡国外的布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和国内的帕斯捷尔纳克。音乐界,流亡国外的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归国的普罗科菲耶夫,国内屡被批判的肖斯塔科维奇,都坚持了自己的个性,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俄罗斯杰出的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是生命体验性的,其人格与作品是统一的。吉比乌斯的丈夫、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前,曾拒绝去冬宫作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报告,“在自由的杀手面前颂扬自由的受难者”。大清洗时,在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后,一封发表的要求判处几位元帅死刑的公开信上依然冒用他的签名,于是他闯到作协抗议。当曼德尔斯坦姆被捕时,阿赫玛托娃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执意要营救他,帕斯捷尔纳克也为此四处奔走,甚至给斯大林打电话。解密档案显示,就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参加肃反机关“契卡”的工作时,也“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真实的“保尔•柯察金”》,盛禹九,《教师博览》,2009年第6期)文学批评家伏伦斯基经常陪斯大林看歌剧,但他作为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被流放,后来斯大林把他召回莫斯科,当面给他表示归顺的机会,他却甘愿回到监狱。伏伦斯基病重临终前,斯大林当面说服他悔过,被厉声拒绝:“见鬼去吧,神父。”1958年,当官方决定对获得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进行大批判时,诗人叶甫图申科致电当局表示反对。作协表决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大会主席宣布“一致通过”时,女作家阿利卢耶娃大声说:“怎么能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大会主席急忙装聋作哑地离开。1966年,当萧洛霍夫恶毒攻击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时,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发表公开信给予谴责。1973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公开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

在不朽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前,独裁者也有所忌惮。大清洗时,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上过黑名单,斯大林说:“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斯大林让女钢琴家尤金娜专门为他灌制唱片后,送给尤金娜两万元卢布,得到的回信写道:“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这个心狠手辣的独裁者在病床上读完,却默默放下信。等了很久,斯大林才对身边的人说; “走开吧,我原谅她。”也许信中的话触动了这个教会学校肄业生内心对上帝的隐秘敬畏,也许他想到了虔诚教徒的母亲去世前对他说的心里话:“你没当上神父,真可惜!”解密后的苏联内务部档案证实,斯大林死时,留声机里播放的正是尤金娜演奏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那张唱片。

在漫长的黑暗里,俄罗斯流亡的知识分子捍卫了心中的祖国,向历史交出了无愧的答卷。

三、红朝中国的流亡

     
刘宾雁                          刘晓波


中国的流亡史源远流长,孔子在列国流亡,屈原在汨罗江畔流亡,苏武在北国流亡,李白在宫廷与民间流亡,陶渊明在山水间流亡……直至近代以降,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东瀛;辛亥革命,始于孙中山、黄兴等的海外流亡者;抗战烽火,带来前所未有的大流亡;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几百万人流亡台湾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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