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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团体也都支持我们独立自治。当时台湾学生会的会长就是现在的立法委员费鸿泰先生，他那时是学统计的博士生。鸿泰和我同岁，他们非常关系大陆的事情。我们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没有官方的掣肘，没有人为的意识形态，方城、鸿泰和我都相处很好。香港的学生会的会长是学医的。我们多次和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留学生一起开party，一起郊游，烤肉。八九年四、五月间为了保证我们和各界的联系，台湾和香港的同学捐款买了一台传真机送给我们，放在方城的家里，每天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当时email不普及，传真是比较贵的设备，对我们是雪中送炭。六四期间，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无论“左”、“右”，无论地域。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学生都走上街头，出钱、出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呐喊。
方城的以公开的民联成员身份竞选成功留学生组织，对民联是个巨大的鼓舞。各地的民联组织纷纷来电祝贺。方城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态度。方城在肯塔基的努力得到了效果，开创了民联在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的草根活动。对于一个政治组织，只有根植于基层，才有生命力；只有适应草根的需求，才有活力；只有团结普通的人，才能不断成长。肯塔基的民联在那个时期非常有成就。许多人到方城那里长谈，参加了民联。民联的组织飞速扩大，后来发展成了分部。民联组织不再神秘，不再是地下，同学们也不再害怕，成为留学生、华人的草根团体。UK的学生独立自治也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土壤。
方城为人热情，愿意助人。帮助了许多老朋友，他在北大时的老朋友、老同学都受到他多方帮助到了美国。在最困难的时候方城和我一直坚定的互相支持。没有方城的支持，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从来没有妥协过，从来没有背离当初竞选的宗旨。我们经常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同样，我的许多朋友也成了他的座上客。那段时间，我们无话不谈。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太太，儿子都和我们的亲戚一样。吴太太高晓林女士是一位非常贤惠，勤劳持家的妻子。早出晚归的打工，又是方城事业忠实支持者。他们一家连他上中学的儿子都加入了民联。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家一家在民联就是“三票”。
方城是个急性子。记得有一次划船漂流，我们许多同学，好几对夫妻，每对夫妻一条船。他们夫妻两人比我们几个都壮，可能是用力不均匀，船老打转，落到后面。他更加用力，结果船翻了，浑身是水。他没有感到自己用力太大，却觉得夫人没有配合好，愈发着急。我们都笑他的急性子，他的病变可能与他的性子有关。
方城是性情中人，原则性强，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好恶。由于肯塔基的事，我们两人的名字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事情看法一致，但做法可能不同。他著名的“人血馒头”文章激烈畅快。虽然我的观点和他是一样的，但是我就不会写文章公开批评。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他的原则性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常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大是反对聂元梓的，也常常谈起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
在后来的民联的“倒王”事件，以及学生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我们渐渐出现分歧。我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并不积极，后来开始反感。我在内部的分歧问题上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我认为内部的分歧没有必要争出泾渭分明的长短。我认为他们和王炳章仅仅是工作方法的不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也是我在九三年的民运“大联合”失败以后慢慢退出民运组织的起因。我对内部的不停的斗争、纠缠没有兴趣，失去了耐心。方城则对不符合程序的事情深痛恶绝，一往直前，坚定不移。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困难时期接任民联主席，并且坚持到底。这些坚持，正是许多朋友称道的，也是我不具备的。九二年我博士毕业离开了UK，和方城也渐渐失去了联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记不得是那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许多可能有很多误解，没有根本的分歧。
我们有一件小事最让我难忘。我为了增加收入，在校内早晨送报纸。报纸是当地的主要报纸，叫《Lexington Herald-Leader 》。在美国送报纸就像小生意，先交了报纸钱给报社买来报纸，挨家挨户的送去，还要从挨家挨户的收钱，一份报纸也就几分钱的差价。每天六点半以前必须送到，送晚了，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投诉。报社管理苛刻，我每天三四点开始送报，一天也不敢怠慢。圣诞节期间全家想出去玩几天，但是送报怎么办？找了许多朋友，一听三四点起床，别说一星期，一天也没人答应。方城却应许了，帮我送了一个星期，才让我渡了一次假。这就是方城的为人。
我从UK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最后一次到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是一九九四年的学自联五大，也快二十年了。不过我们UK的同学之间的友谊还是和当初一样好，很多人成了一生的朋友。也许当时的压力把我们凝固在一起，我们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坚持住了，坚持独立自治。这里面方城的功不可没。惊闻方城兄仙逝，谨以往事的回忆，以表怀念，祝愿方城在天国安息。
（二零一三•四•二十四•于加州硅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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