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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奴才？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民主自由及反对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导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中共对民主、自由是不喜欢的。在“改革开放”前，在写到“民主”、“自由”二词前总要加上冠词：“资产阶级”。似乎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是不讲什么“民主”、“自由”的。若讲这些，就想要脱离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人们一谈到“民主”、“自由”，就会胆战心惊，甚至谈虎色变。尤其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更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与国际往来多了，再这样强硬下禁令，已觉不合时代潮流了，甚至引起国际嘲笑，所以偶尔也谈起民主、自由了。好景不长，稍开放一点，人民觉醒一点，中共就感到江山不稳了。遂打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打击了刚冒出水面的民主意识。直到“六四”以后，对要求民主人士不是关押，就是“流放”国外。国内天下，还是“党”说了算，谁也动不了“党”天下。直到最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永远是“党天下”（不搞多党轮流）。
中共执政后，半个多世纪来的一切政策、措施、法令等，给人们一个感觉似乎中共从诞生起就与民主、自由无缘，是讨厌它的。其实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共在执政前一直是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是为人民能获得民主、自由而“热情”奋斗的政党，它们是民主、自由忠诚的“捍卫”者。
不信可看以下事实:
1944年5月17日的《新华日报》--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份党报之一--发表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这篇评论，对来自中国保守派的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说法予以了辛辣讽刺和批判。评论说，中国的顽固派到今天还在用80年前的老顽固派的说法，来反对科学的真理。昔日顽固的先生们说，中国人一坐汽车就发晕，所以汽车就是外国人的玩意。《新华日报》接着论道，那些习惯了汽车的中国人今天又说，中国人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适用于外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不是同样荒谬吗？《新华日报》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比不民主的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某国的民主。"
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毛泽东在1945年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按：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2000年3月9日说：‘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始终要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于青年，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新华日报》，1945）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解放日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是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
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一面否认经济危机之存在；一面对救灾则完全依靠外国，本身却什么也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老实说，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内战及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摘自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原载中共中央中原局刊物《江淮》创刊号，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177页。
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董必武）
我们在民主方面做了些什么实际工作呢?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这在上段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什么叫“三三制”呢?就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参议会代表也好，各级参议会选举出来的各级政府委员也好，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举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1945年6月5日）,为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在华侨举行的会议上的演讲，后收入《董必武选集》，第111—112页。董必武（1886—1975），中共创建人之一、“一大”代表，历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陕北中央党校校长、中共南方局副书记、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主任、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不搞一党专政，建立三三制联合政权（谢觉哉）
廿九年（引者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
三十年（引者注：1941年）五月一日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上说明：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
拿共产党在政权上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比较，完全一致，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先生一样这样说就这样做：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已实行了三三制。因为他深切知道没有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政权，不能发扬全民的民主力量，就不能有全民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如果某党派占优势政权就归某党独霸，那是违反历史规律，背叛民众要求，必然要使革命走向失败。
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
——摘自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27日。谢觉哉（1884-1971），1925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央苏区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实行三三制，反对一党包办（解放日报）
解放区为什么采取三三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
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问题。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的构成分子——党员，在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员。党和政府这样就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在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是我们同志应当清楚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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