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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在狱中的政治犯和出狱后的政治犯，简而言之，他们不是生活在小监狱，就是生活在大监狱，有时候两者互换，从小监狱到大监狱，从大监狱到小监狱，但政治犯身份并没有互换，政治犯的标签往往是一辈子的，政治上被污名，经济上被压制，人格尊严上被歧视，甚至婚姻家庭、子女受教育和就业，都受到大大小小的不利影响。在古代有“苛政猛于虎”，在当代依然有“专政猛于虎”。试想，专政机器之精密，谁能躲得过专政机关无所不在的控制？
你躲得过专政的追逼吗？
正在受审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曾与万科企业创始人王石在大连见过面，他到了重庆工作后还要见王石，王石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就想躲，但躲不过，又有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直接传话，就壮着胆子去了。结果，见了王立军才得知，人家薄熙来又不想见他了，王石心中的石头才落地。王石是万科老板，并不是传说的太子党，他父亲官位最高不过是柳州铁路局副处长，如今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句：躲你能躲的过吗？假如薄熙来当上常委，你还敢躲吗？这话很对，但他内心确实有恐惧，不然今天不会有反思。
再换一个角度，对于王石来说，假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见他，他要不要躲？恐怕他心里也会设想，假如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见，他就不能见，也不敢见，也要躲；或路边一辆车停在他面前把他拉上车，或有人找他喝茶谈话，同样会让他内心增加几分恐惧和担心。
在当下中国，你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肉体都是软弱和怯懦的，都曾有王石这样的心态，碰到政治敏感的事怕，遇到政治上凶恶的人躲。可是中国之大，哪里会是躲的地方呢？不过，也有不躲的人在，比如广州的郭飞雄，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胡石根、查建国、高洪明，浙江的吕耿松，四川的刘贤斌、黄琦、谭作人等等，这样一大批异议人士，他们都是政治反对派，他们遇到令人恐惧的事情并没有躲，而是勇敢面对，虽然有监狱等着他们，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就像一棵树，从园中拔出来，栽到监狱；几年后，再从监狱拔出来，栽回家里；然后，再反复拔出和栽上，几多反复，不仅本人，就是家庭也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仍然没有屈服，而是顽强地活着，“咬定青山不放松”。
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的异议人士很多，很多事迹也广为人知，不过浙江异议人士的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并不低，而且他们中不少勇士的事情，人所共知得不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让读者看看他们以往及至今所承受的苦难，看看他们的义举，以及敢于政治反对的勇气。
严正学
浙东台州硬汉严正学，本是行为艺术家，维权人士，又是画家，他的人生苦难遭遇和入狱经历可以写几本厚书也写不完。严正学本人曾与中国民主党1998年组党时的早期成员有广泛联系，也接触过海外民运人士，但不过这些并没有导致他一定入狱。那么，什么导致他最终被判刑呢？原因是他与当地农民一起参与组建浙江台州温岭农会，被当地政府忌恨。
1949年以后，农会这个组织就从中国大陆淡出了，农会是农民最基本的合法组织，也是农民维权之家。共产党成功，本来就是靠农民造反起家的，一旦取得政权后就扔了农会，因为它担心农会一旦放开，早晚会成为下一个推翻它的基层组织。没有了农会，共产党两个起家的阶级就少了一个，还剩下孤掌难鸣的工人阶级。别看中国有工会，可比没有还坏，因为工会实质上沦为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在1949年以前，工会存在的一个必然条件是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包括行使罢工、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可1949年后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罢工这一权利，而工会领导的罢工根本没有，连一起也没有了，甚至连罢工自由的痕迹也不存在了。所以，工会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政府部门又是什么呢？
严正学曾遭受专政多年的压迫，曾在北大荒监狱被强制劳动教养多年，但这些苦难并没有使他改变初衷。2006年，他帮助浙东台州市温岭农民土地维权，自发组织温岭农会，参与上街发动民众，并联络北京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北大法学博士李柏光、范亚峰等前来提供法律援助，网络和传统媒体也频频报道，后来高智晟因受阻而没来成，但农会的组建和维权一直大张旗鼓地进行，就连当地老劳动模范王妙增等在北京受到毛、朱接见过的民间知名人士也参与维权。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发展，温岭农会已经初具规模，有章程，有负责人，有法律顾问，有参与人的签名，有网上声援和网站宣传，有申请示威游行的街头行动计划，更多访民响应，上街支持，群策群力。没想到，这次组建农会却被地方政府视为“向党和政府的挑战”，不但被视为非常危险的“突破党禁”，还被视为组织“农民起义”，不久就遭到当局严厉镇压。
2006年10月18日，严正学在台州自己的工作室内被抓，2007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三年，台州市检察院检察员虞胜禄在台州检察院官方网站上公布个人总结说：承办该案“出色完成中央领导交办的‘严正学案’”，荣获嘉奖。入狱后，63岁的严正学再次遭受黑狱牢头殴打，以及狱警迫害，九死一生，能够活着出来实在是万幸。
按照政府对严正学的打击和定性，他在台州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事情，并不是他参与民主党，不是网上写文章，而是他积极参与组建温岭农会，“打开政府缺口、走出政改、结社的瓶颈，最后冲破党禁”，这一句话，让当局恐慌了，他们害怕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而且当看到温岭农会的负责人在严正学被捕后，发动农民申请游行示威营救严正学，当局恐慌以农会案件起诉严正学，反而使他成为农民心目中的领袖和英雄，后来就改变策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镇压，把他与温岭农会和温岭维权农民剥离开，以他与中国民主党人接触、参加活动和写文章等极其荒唐的理由判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然这也是中央喜欢地方这样做的，政治上不会有错误，地方当局还可以向中央领导邀功领赏，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联手，终于把他送进了监狱，后来农会的两名负责人先后暴病死亡，失去了核心人物，本来已有一定声势的温岭农会彻底被打散，熄灭未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谭凯
浙江绍兴人谭凯，作为异议人士，身上有不少标签：中国民主党人，亲台湾中国国民党的泛蓝联盟参与者，参与筹办绿色沙龙环保NGO，申请筹办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研究出一套名为“大同”的思想体系并形成专著。这些敏感标签又成为他遭受各种阻碍的开始，但后来他入狱一年半，却不是因为他参加这些活动，而是他在从事维修笔记本电脑工作时，按客户要求备份硬盘资料，但此举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法院确认了这一指控。
谭凯的职业是开店维修笔记本电脑。有一天，他接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就是这台电脑的资料备份导致他入狱的。他没想到这台电脑的主人是浙江省委宣传部处长杨荣耀，里面居然有省委宣传部的标有秘密级的文件。当然，他是事后才知道，他至今也无法确定这次修电脑是被“钓鱼”，还是他活该“躺着中弹”，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那份秘密文件到底是什么内容。
他本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组党参与人之一，可他却没有因组党坐牢，倒因为修电脑坐牢，或许在当局眼里，修电脑比组党更危险——这只是一种表面说法而已，真实的理由是对他秋后算账。
民间组党，在1949年之后都是被禁止的，任何组党都是非法的，此后大陆再无一个公开成立并被批准为合法的政党出现，不被批准而成立的党，则被定性为非法组党、煽动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谭凯既参与非法组党，又参与非法结社，他发起组织的绿色沙龙NGO，因介入一起因化工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查，还没有申请正式成立就被取缔了，理由是非法结社。民政部门是负责民间申请结社的批准机关，他们规定民间社团只能有协会、研究会、之友会、同乡会、商会之类的名称，而“绿色沙龙”名称不符合这一规范，于是谭凯就把名称改为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当面递交了申请，但申请还没有下文的时候，他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而入狱，随后判刑，等刑满释放之时，民政部门再无下文。
谭凯成为异议人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出狱几年后，突然想与朋友一起到台湾旅游，出入境部门也批准了他的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地区通行证。当他领了登机牌，临登机前持证件在出入境检查站办理出境手续，却被边防武警被扣下，结果是不准出境。台湾和大陆分为境外和境内，边防告诉他是绍兴那边下达指令，责任不在边防，但谭凯还是在边防检查站绝食抗议，最后他们把谭凯抬出去了。这一折腾，包括来回不能退的机票，以及各种手续和花费，约在6000余元，损失不能说不大。
因为是异议人士，出入境权利被剥夺，牢狱也坐了，再遇到别的什么难处也确实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些阻拦都是家常便饭。监狱警察曾说，中国没有政治犯，但看看国家所监控的异议人士，政治犯不光在监狱中，监狱外更多，谭凯就是众多人中的一个。
吴高兴
浙江临海人吴高兴，是因六四事件时成为异议人士的。当时他作为一所中专学校台州供销学校老师，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暴力专政，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全力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六四后马上被秋后算账，被关押在杭州四监，不料却因此结识了一部分同样追求民主自自由、参加六四运动并被关押的战友，比如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叶文相等，以及后来在杭州结识六四前在北京声援学生运动的浙江籍人傅国涌。王东海在六四前后最为活跃，六四开枪后他公开站在武林广场谴责镇压，声援学生，支持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还没有看到民主实现就已经英年早逝了，为此吴高兴唏嘘不止。
那时，当局没有经验，把全省多数与六四民运有关的政治犯关押在一处，或许是防止他们“扩大影响、四处开花”，但他们却因祸得福，得以形成合力，一些政治犯和良心犯彼此还能互相安慰，抗议监狱内的各种刑讯逼供和恶劣待遇。从此，这些战友志同道合，获释后彼此联系，当然他们要好好利用当局创造的这样的机会。
六四坐牢两年出狱后，吴高兴的公职早已被开除，失去了饭碗，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为了谋生他甚至摆摊这样的活也去做，打短工，开黄包车，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二十多年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的家庭负担轻松了，就回归到写文章的老本行，勤奋写作，能多些稿费收入。除了写文章，他还参与各种联署和签名活动，一如既往地在网上呼吁民主，或许别人对民主事业能奉献不少金钱，但他吴高兴奉献不出太多金钱，但能多多奉献自己的胆量。
他因为屡屡写政治敏感文章，在当地一直是国保警察的眼中钉，重点监控人士，每逢敏感日行动受限制，参与重大签名事件后，动辄被传唤，家中最值钱的财产便是电脑，他却因写文章被没收了多台，后来实在没钱买，就向公安局讨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居然把已查扣的一台旧电脑要了回来。
作为六四受难者，吴高兴只能过着清贫的生活，不过小偷并不知道他是否清贫，有次他的陋室被小偷光顾，东西被乱翻一通。为了避免类似的麻烦，他干脆在房门的上贴了一张这样的告示：“朋友，此处有书无钱，是本人写作谋生之所，请勿打扰。本人因参加1989年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失去教职，跟您一样穷。穷不欺穷，盗亦有道，有良心的朋友请到贪官污吏家去。”据说后来小偷就没有光顾过这里。不过，后面那句话需要斟酌，偷贪官污吏也是犯罪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劝小偷改邪归正参加民主运动，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反腐败，光明正大地走上正道，谋取自己未来的幸福和尊严。人人民主运动，利国利民，岂能不为？
吕耿松
头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吕耿松，入狱前一度是中国民主党杭州召集人，2007年8月被判刑四年。四年后的2011年8月，临出狱前，辖区派出所所长告诉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说老吕出来后他们会更忙。
果不其然，吕耿松出狱后已遭刑事传唤二十余次，天天出门有人跟踪，监视寸步不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月份在杭州召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有81个国家、20多个国际组织、4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本与吕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政府出于维稳政策需要，专门派警察把他一家男女老少都盯紧了，以防万一闹出“国际笑话”。国际会议那几天，除了他们夫妻俩被跟踪外，女儿也被监视，三人的身份证大头照海被保安协警拿着对比出入小区的行人，以防这家人出了小区，脱了视线，难以跟踪，无法对上级交差。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点逼迫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已经苦了二十年。吕耿松于1983年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浙江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六四以后，他经常与他的学生交流官方禁止的所谓反动思想，1993年这一年终于被多名学生私下告密，遭浙江公安警察高等专科学校开除教职，之后成为无业人员：无房无产无工作，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妻子和女儿都是临时工。生存压力之大，生活之艰苦，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次北京律师滕彪来杭州，专门看望老吕，送上一点生活费接济一下。滕彪说，异议人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时若不帮助他们，要到什么时候帮助他们呢？吕耿松生活虽然苦，但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时刻愿意为早一天争取到民主而努力。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政治犯的刑事判决书，不难看到他们的职业多是无业。难道他们真的是无业游民吗？不是的，吕耿松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教师的能力很强，但因为良心上看不惯专制独裁，不被体制所容，所以才被逼到社会的墙角上自找门路。他先后当过为农民维权的代理人、法律顾问，摆过地摊，命运坎坷，但总是不改变他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初衷，直到作为良心犯入狱，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念。直到出狱后，他感觉这不过是把小监狱换成大监狱而已。
无论是承受苦难，还是在监狱坐牢，他作为政治反对派，却从来没有服软过，警察找他谈话，他不去，除非有正式开传唤证。这并非说吕耿松不温和，而是说他作为政治反对派，与警察并没有什么好谈的，除非中国不再有政治犯。至于和他们喝茶交朋是聊天，也是有条件的，除非这些警察退休以后才有可能交朋友。政治不服从是需要勇气的，他已经随时作好再次坐牢的准备。
祝正明
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来到了短暂的“政治小阳春”，这一天，杭州政治理想主义者祝正明等人在杭州做了一件大事，他们确立三人正式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当时的民政部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未经上级同意他们也不会允许他们登记注册，但是祝正明等人自有主张，他们依据结社自由的国际通行规则、人权公约及宪法确立的条文，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对全世界媒体宣布这一事实，这也是中国人送给克林顿访华的一个“大礼”。
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正是祝正明所起，后经大家讨论才确定下来。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第一版是他为主起草的，他还参与主编《在野党》杂志，编著一本描述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和整体系统工程的理论性小册子《民主政治》，浙江筹委会的具体工作也多是他运作和筹划的。为此，祝正明被判刑十年。
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内的一支笔，又被称为党内的理论家。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16岁的祝正明作为浙江江山中学学生参加高考，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浙江大学，那时他仅读了九年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进入全国化工系统重点企业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工作，1998年调到杭州化纤集团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作为中层干部领导几百人的车间，具备非常可贵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
本来，他有非常有前途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政治前途，为什么会发起成立民主党呢？这里面有个细节，1998年全国各地的民主党组织四处开花，当时各地政治小团体非常活跃，当局并没有立即镇压，再因为1998年中国与美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中央电视台还破天荒地现场直播江泽民、克林顿答记者问，无论是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还是尖锐的外交问题，央视都一字不漏地直播了出去。他们判断中国在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下有政治开放的可能了，于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发起民主党，秉承的是“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立党准则，坚持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冲击党禁，没想到在这个专制独裁国家是容不得半个政治反对派的。当克林顿走后，江泽民很快表明了消灭政治异己在萌芽状态的态度，抓人的命令从北京迅速下达，各地民主党人纷纷被抓，浙江省内的王有才、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都被控制，只有核心成员之一的祝正明意外地外逃了，他不想坐牢，想在外地躲避一下，后来他还得知被抓到的党内成员，被判长达十几年徒刑，以他在发起成立民主党的核心作用，肯定不会少于十年。可中国之大，却很少有没落网的政治犯，躲是躲不过的，也是无处可逃的。王有才、吴义龙等先期被抓，很快判刑，祝正明则是浙江民主党最后一个被抓的，当时他的避难情况很不好，一路也不安全，又加上冬天又快来临。那时，他本想逃出境，随便哪个国家，先逃出再说，可一路上他与美国取得联系，那些承诺与他密切联系的人士，后来并没有传来确切的好消息，他一直没有遇见真正帮助他的人，眼看路费一空，因全国开展新一轮的严打，路上警察检查身份证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只得从福建逃回家乡浙江江山，没想到自己家门口和哥哥姐姐家门口都被布控了，吓得他不敢回家。1999年12月，他还念念不忘上网，不想断了美国和香港那边的秘密联系，期望早日得到帮助逃出去。有次，他从全市惟一能上网的电信大楼上网发封电邮后，轻松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见一辆车停在面前，车上的人迅速下来把他控制住，他被捕了。随后，他被带进公安局一间房屋，只见门上有牌子：浙江省衢州市国家安全局江山工作站。之后，他被判刑10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先期被捕的民主党同仁，王有才被判刑11年，吴义龙被判刑11年，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分别被判刑8年、7年、5年，都是同样的罪名。
庄道鹤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庄道鹤是作为杭州大学教师身份参加的。杭大是浙江所有高校中参加学潮和学运最踊跃的，也是人数最多的。北京流血后，杭大学生们在校门口打出一个大大的血红“痛”字，哀悼遇难者，整个场面无不令路过者动容并流下眼泪。浙江省政府上的国旗下半旗致哀，其实是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爬上旗杆拉下来的，但这充分表明大学生们的爱国心情。
这场运动，全国高校学生都在参与，不光杭州学生，还是杭大老师也非常积极，庄道鹤便是杭大教师中参加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积极分子，结果却在六四后很快被秋后算账，被定性为内控分子，行动受限，直到如今。虽然他没被学校除名，但遭受的打击却一个接一个。他参加了全国司法考试，结果分数超过合格分数线，却被当局严密监控，故意不给他通过，无法取得律师资格，不让他当律师。他还被所在大学登报以旷工为名限期除名，如果不想被除名就要向学校交50多万元占编费，施压让他离开浙江大学。没办法，他自己花钱买下自己的在岗编制，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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