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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78岁的陈亚桥老人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求平反冤狱
吕耿松（浙江）
陈亚桥先生曾经是一个有五年军龄的解放军战士，复员回家后因没有工作与朋友一起到南京、安徽等地贩运一过些物品，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后来又叫了些朋友把浙江省劳改局的一些快要过期的水泥处理掉，赚了些小钱，于是在文革后期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和“地下包工头”抓进牢里，坐了两年冤狱。当局审他时，不问姓名，没有笔录，只有严刑拷打。在既没有公安笔录，也没有检察院公诉，更没有法庭审判的情况下，杭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放军杭州市郊区公安机关军管组对他“判处”两年徒刑。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搞“拨乱反正”，平反了很多冤狱，但被平反的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受害最深的底层老百姓绝大部分没有得到昭雪。陈亚桥为了讨个清白，数十年来一直在向党政、司法机关申诉，但如石沉大海。最近，陈亚桥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下面是他的申诉书：
申诉书
申诉人 陈亚桥，男，71岁，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杭茶宿舍5幢1单元102室
申诉事项：请求撤销1970年杭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放军杭州市郊区公安机关军管组作出的“军管（70）郊公刑字第67号《对坏分子陈亚桥的刑事判决》”，宣布本人无罪，还我四十三年来的清白。
事实与理由：
1969年10月中旬的某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深夜，我所在的杭州味精厂帮派头目将我非法抓捕，关到“西湖区治安指挥部”。随后，厂里的造反派头目阮森良、沈鑫发等对我进行刑讯逼供，要我诬陷厂干部方××，但被我拒绝。他们又利用我过去贩运过一些商品受过处理之事，逼我写材料，要我写获利2000多元，写了就出去，不写就别想活着出去。我受刑不过，就写了材料，后来帮派分子又给我加上了“地下包工”、“流氓活动”等罪名。1970年6月26日，杭州市郊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中国人民放军杭州市郊区公安机关军管组作出“军管（70）郊公刑字第67号《对坏分子陈亚桥的刑事判决》”，判我有期徒刑两年。这份判决书指控我的“罪状”是：“1962年伙同蒋××等人先后去南京、安徽等地贩运香烟、肥皀、绸缎、票证等，非法牟取暴利2200余元；1963年纠集一伙人搞地下包工活动，非法获取人民币720元，陈得200余元。此外，自1963年以来，先后与陈××等五人在公共场所搞流氓犯罪活动。1966后被查获教育后，不思悔改，在文化大革命动运期间，继续勾引本厂青年工人搞流氓犯罪活动。”这份判决书，以现在的目光来看，即使其所指控的事实完全存在，也构不成任何犯罪，何况这是一桩刑讯逼供所造成的冤案。
首先，从程序上来说，审判机关要对我进行审判，必须由公诉机关进行起诉，但我的案件没有公诉人。当时扮演公诉人角色的是军管小组，但我从未跟军管小组接触过，没有做过任何笔录，完全是厂里造反派头头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搞出来的材料，没有经过任何调查。1968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每个单位都有揪出5%的“阶级敌人”的指标，而我就是不幸被列入指标的人。
关于“1962年伙同蒋××等人先后去南京、安徽等地贩运香烟、肥皀、绸缎、票证等，非法牟取暴利2200余元”的事实：我1955年参军，1960年复员。复员后由下城区民政科分配到省轻工业实验厂当机修工，未及一年，受到国家精简机构影响而失业。因找不到工作，我就与别人一起做些小生意。这在现在完全是允许的，但当时计划经济时期不允许私人做生意，我也被下城区税务局和民政科共同处理（经办人是丁××和张怀彬），我写了保证不再做生意。后来我找到了工作，就没再搞贩运了。
关于“1963年纠集一伙人搞地下包工活动”的事实：当时我在省公安厅劳改管理局（现为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做临时工，具体工作是给泥水工陈师傅拌水泥及递砖块、递泥桶等下手活。有一天劳改管理局的张玉斋管理员对我们说，库存的水泥要过期了，趁现在还没有硬化，把它用来修个篮球场，再修段路。他让我们去找些人来做工，工资由他去拿来转发给大家。于是我和陈师傅去找了25名左右的小工，工资是每天1.68元。判决书所说的“非法获取人民币720元，陈得200余元”，实际上是我半年多的劳动报酬。浙江省监狱管理局证明：1963年修建篮球场和人行便道期间，无人听到该工程是通过承包或地下包工的形式修建的反映和议论。
关于“搞流氓犯罪活动”：“严打”期间司法界有句顺口溜：“流氓是个筐，什么都好装”。鉴于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取消了流氓罪。不可否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有时聚在一起行为会有所出格，但要把它无限上纲为“流氓”，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不否认年轻时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但要上升到“犯罪”的高度，是绝对冤枉的。
综上所述，申诉人的行为无论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拿现在的观点来看，都不构成犯罪。然而迄今为止，国家仍未为我评反，致使我蒙冤四十三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强烈要求评反，当时中央“拨乱反正”，评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但中央只对干部评反，没有对老百姓评反，这是相当不公的。同样是共产党犯下的错误，为什么针对干部的就改正，针对老百姓的就不改正？1979年，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以（75）杭西法刑申字第57号通知维持原判，驳回申诉。1980年，西湖区法院再次以杭西法（80）刑再申字57号通知书驳回我的申诉。通知书要我“正视自己的罪行，认真接受教训，积极劳动，为四化多作贡献”，我根本没有罪，何来“正视自己的罪行”？应该是共产党正视自己的错误，为我们这些蒙受了半辈子冤屈的老百姓评反。2005年，我致信浙江人大，要求评反冤案。同年11月3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给我回信，说材料已转到西湖区法院，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我跟西湖区法院联系后，该院于2006年12月15日函告我：该案本院已在1979年和1980年两次进行了复查，先后驳回了你的申诉，现在再次申诉不符合复查条件，不予立案复查。西湖区法院太不负责任了！本案是冤案，它的前两次“复查”根本没认真调查过，只是敷衍了事地应付一下，所以根本不能算数。为此，我坚决要求上级机关认真复查，还我清白。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陈亚桥
201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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