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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邻居说，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丈夫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听马路上的 行人在聊天。当天的北京可以说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没有睡觉，站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我等到3、4点的时候听到一阵枪声，我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 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
我等到6点，看他没有回来，又下楼去找他。等我再回来时，看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问我，是不是叫尤维洁？我说，是。他说，开我家的门，看到家里有 个孩子在睡觉，家里没有人，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尤维洁。他说，我的丈夫受伤了，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我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立即去医院看他。
我在崇文门看到电车被烧毁，就像战争的场面。到了医院后，医院大门在修，进不去，要从急诊室穿过到地下。送信人告诉我，他当时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 子，父母也对他很担心，所以他就选择了两家送信。一个是我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这两家是他负责报信。他跟我，当时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拉了7个 人。车上两个是活的，一个是我先生，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人。那个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个人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忘 怀和接受的。子弹打到谁算谁，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为。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用刺刀捅，这是我到 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永远记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亲属。
后来我到了急诊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伤者。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就去手术室。等到10点多，医生出来跟我说，（我丈夫）被击中了膀胱，骨 盆是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膀胱已经被打成几块，但粉碎性骨折没办法处理，已经都碎了。我当时年轻，经历的和看到的都是书上和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没有经历过 这些。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认为很快就能长好了，没有多去想。其实他的伤情很严重。他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后来活了两天。
在这期间，戒严部队到医院搜查伤者，本来我先生写的是“枪伤”，听说戒严部队来，医院就给他改成泌尿系统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长安街上 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第二天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当时医院都是用红十字会的标示，部队可以不骚扰。我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一队队的走。这件事情对于我来 讲，我不能忘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
我先生去世后，我在崇文门的地方，看到到处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着枪，老百姓在远远的地方站着，这幅场景像版画一样刻在我心里。我丈夫临走前告诉我，他 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公安部门口的电话亭，然后人过了马路。当时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冲。我不知道谁是下令开枪，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 令。 后来听我同学叙述，北京饭店那里已经人山人海，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决的那天，下令（开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滥杀无辜，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难者亲属们，都会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 部署，不许记者采访攻击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２５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是二十五年来最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担 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洁回答道：
尤维洁说：“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我说过，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用这种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二十五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用强迫性的选择让一代人中国人遗 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执着和诉求。２５年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将随着道 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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