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现象本身，做一个鸟瞰，这三十年来的抵抗理论，不外乎是对被专制体制不断当做异质性排除抛弃的回应反应，可以简单说成是单位人的小资产阶级意 识。也就是被纠缠在与党妈的爱恨情愁里面，没断奶。如果按照这样走下去，不外乎是不同阶段被抛弃者的怨恨与同情。对党妈的怨恨，和对自己们作为受害者的同 病相怜。手里要是没有干货，只靠抱团取暖壮胆子，那叫传销，基本上不堪一击，。王功权等企业家练成的公知身上特明显。
    
    一个这六十年之内的抗争，都处在一个不能自足，其意义暧昧不明，极大不确定，悬而未决的境遇中，而且自己没有赋予自己意义的主体性与能力，而必须 由专制来赋予，因而很容易自我摧毁。这样子一茬一茬的树立起来，又倒下，储蓄了一波，又倒下了。最后的结果，有多少能力，有多少牌，有多少主体性，能起多 大的作用，真是靠天吃饭。
    
    我基于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经验和在沦陷区的生命体验，确认这么一个公理:共党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没出路，越远离的希望越大。我们不能担保我们找到 的远离办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统一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处沦陷区，有着专制原罪的人而言，在党国体制内或者边缘磁场中政治反对，同样是 一种深陷，远不如在旷野与被共党所黑暗的地方筑城，扶持或加入共党的对立力量。至于我们与这一些的关系如何，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还就是自己，这需要依靠行 动来回答，也就是行动出来的共识。如果不基于“怎么办”和行动本身，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等等，都还是共党磁场里面的，也无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决问 题吗”的质疑，一旦遭遇这个，就暴露出专制的面目。
    
    我们是需要胜利的，需要目标实现的，因此总是有冲破现有手段和困境的冲动，正视民间主体性和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限或者接近没有，正视遥遥无期。正 是处在手段与目标的张力，迫使我们不断超越民间的启蒙，维权的民运化，口炮党，寻找和运作当下最可能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行动。
    
    当不能直面“怎么办”和诉诸行动本身，就会把达到目标的渴望和在其中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私人性渴望，转化为恶毒的怨恨，施加于共同体或同类人身 上，挑起内斗和路线斗争，在已经是我们的地盘内部，建立基于自己为教主或者使徒的，意识形态为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进行内部征服攫取，把达到目标和私 人目的的焦虑渴望，转化入内部，就像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
    
    从此，抵达目标的渴望，就变为在组织体系中身份认同危机的升迁解决。共产主义事业没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当官。在组织体系外的投影磁场里，一样也是 身份危机支配，目的在场“怎么办”消失了，在反公知的公知如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就是为了成为公知而反公知，彼可以取而代之。我在乌坎的收回土地抗争被 扭曲成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中，看到革命成了改良，争取村委会内掌权当官成了唯一目的，而收回土地的目的遥遥无期。改革也是这样，改革目的的实现，被绑架入 改革派胡耀邦汪洋是否上台的党内权斗中，从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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