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阵副主席 彭小明
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究竟采取什么战略和策略，要不要明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断有人提出暴力反抗的说法，理由是“国内民众饱受压迫，觉醒认识奋起反抗，抗暴包含了各种可能，海外民运如果没办法在资金或物质人力上给予支持，至少应该给予正当性论述的支持。”（温云超来函）。海外民间团体很少有资金、物质和人力能够支持国内的武装抗暴团体，但支持国内任何抗暴行动的正当性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包括从人权、宪法、依法治国等各方面进行论述。然而具体操作上难免存在某些问题。国内信息监控严密，海外民运很难辨析究竟哪些抗暴行动是正当反抗（针对官方）还是暴力恐怖（针对平民）。至于说“暴力革命没法成为一个现实的选项，摒弃一个不可能的选项，显然是一个伪命题。”（温云超来函）。是不是伪命题姑且不论。既然提出来讨论，我们就谈一谈现代世界民主化的“暴力革命”方式问题。
武装斗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在水浒梁山泊或者朱元璋红巾军时代，啸聚山林，大刀长矛，还是可以跟官府抵挡较量一番的。朱元璋果然开创了大明王朝，李自成、洪秀全好歹也建立过短暂的政权。但是那个冷兵器时代早已结束了。机枪坦克迫击炮纷至沓来，无线电红外线导弹瞄准器各显神通，官方可以把游击武装限制在有限的山区以内，要向现代城市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要说武装革命，现代历史上当推我国的土特产，毛泽东堪为暴力革命的集大成者。毛不仅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而且不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有国内战争的多项战例，并通过战争夺取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最残酷野蛮的共产党政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毛的论断绝不是普遍真理，枪杆子里面未必能出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一定能给人民带来民主。
列宁十月政变不是武装斗争，仅是一场小股武装的宫廷政变，后来他用武装强制废除选举结果，建立了苏维埃专政。实际上是利用了一战间歇时期，西方列强精疲力尽无暇东顾的空隙侥幸得逞而已。毛泽东的胜利也是利用了二战间歇时期，西方列强精疲力尽无暇东顾的空隙，获得苏联缴获的日军武器和其它苏军剩余辎重，侥幸得以战胜国民党政权。最有说服力的实例是，妄想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毛和中共集团曾经非常希望到世界各地推行毛的枪杆子理论，输出大量中国人民的血汗，援助亚非拉各地的反政府武装，如缅甸的德钦巴登顶，印度的纳萨尔巴里，马来西亚的马共游击队。其中最大规模的援助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武装。不仅在理论上论述其正当性，而且直接培训军事骨干，派遣军事顾问面授机宜，还有枪支弹药粮食药品无线电设备和广播电台。到头来，没有一支革命武装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尼泊尔毛派武装在选举成功后缴枪停火。枪杆子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彻底破产。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断绝了对海外毛派武装的资助，匍匐在中共卵翼下的马共只好向当地政府投降，重回社会；秘鲁光明之路游击队领导人古斯曼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暴病死亡，幸存的诸常委受到柬埔寨法院的审判。所有武装斗争的团伙，都是杀害当地人民，破坏社会生产，制造恐怖事件的盗匪武装。他们为非作歹，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最为骇人的当属红色高棉，制造了二十世纪堪与纳粹和日军暴行的柬埔寨大屠杀，死者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任何武装队伍都需要粮草和军火，没有国际资助，势必堕入邪门歪道。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是依靠产毒贩毒，以维持军费开支。任弼时为具体主管。战后的缅甸、印度、秘鲁等地的毛派武装，发展较为壮大的都是产毒贩毒的毒枭集团，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占领区竟是全世界95%的海洛因的原产地。美国中情局支持的西藏四水六岗反抗军和古巴猪湾反共雇佣军，一时也兵强马壮，但是资助一断，立刻浑然解体。
海外民运社团的处境
我们中国的民主抗争力量也要尝试这样的毒枭之道吗？海外民运如果宣布支持这类经营毒品、打家劫舍的武装团伙，势必在海外侨居国受到通缉和取缔，因为这是民主国家的法治不可容忍的事情。
另外，我们应该明白，海外成立了许多民主运动的团体，经过注册登记，是当地合法的社团。这些团体都必须遵守当地的法令。也就是说，只能讨论和关心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分析中国的局势和发展，依法不准主张武力暴动等任何暴力行为。所有的这些民运社团在性质上跟当地的少年棒球队或妇女插花会一样，是民间群众团体，如果行有余力，可以向国内人士或社团捐赠金钱财物，但是如果资助对象是武装团伙则可能触犯刑律，如果出版鼓吹暴力的刊物，也会受到取缔，更遑论海外民运团体直接持有暴力武装了。
民运团体的底线
当然，国内会出现一些奋起反抗的案件，例如以暴抗暴的杨佳案，以死相拼的邓玉娇案等。对于他们的人权和屈辱我们当然要奋力呼吁，维护到底。这个底，就是不能超越新闻真相和法治原则的底线。如果国内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仍然不希望人民大量的流血牺牲，同时也希望看到一党专制在人民的抗争事件中轰然倒塌。即使如此，民运团体任何时刻都不宜鼓吹暴力，相反却坚决反对和谴责专制当局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作为民运团体，我们甚至不主张轻易在国内发展组织成员。反而积极利用网络跟国内同胞交往联络，以文会友，并小心避免让国内同胞被栽上莫须有的罪名。提倡国内的朋友搞同城饭醉，水过无痕，尽可能在现有宪法框架内活动。不留任何把柄，不让警察国保找出破绽。重在开拓思想，抵制洗脑，不求组织联络。
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角色
站在人民一边是不言而喻的。要不要关注民生？海外反对派的角色和位置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仔细想一想。共产党的教材里曾经批评早期工人运动的斗争属于经济斗争（破坏机器、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主张把经济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权力斗争高于一切。“政治反对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一是如何实现政权轮替，二是制约权力”。不要“把自己当成了人大政协。”（温云超来函）。实际上权力并不是抽象的。制约权力更不是抽象的。反腐、房价、医疗保险、城乡二元户籍制样样都涉及民生的艰辛，海外民运岂能不关心？今天国内没有议会的反对党，海外民运就应当暂且扮演一点儿在野党的角色。民主国家的在野党肯定关心纳税人的权利和利益。在野党利用自身党内的人才力量，按专业选择相关的民生政策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是寻找执政党相应政策的漏洞，展开剖析和批评，抓到破绽和贪腐，更加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抨击。通过这些抗争行为，让人民抵制执政当局的昏庸和腐败，切实保护人民利益。一旦选举胜利，原来的在野党上台执政，这些专业人士又是执政时期的相关专家，是本党执政的骨干力量。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就是要学习这样的经验，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培育人才，为未来民主的人大政协（议会两院）树立榜样。实际上，薄熙来夫妇的贪腐劣迹，习近平的假文凭问题，农业税问题，乃至汉字简化得不偿失的问题，都是海外民运较早提出来的。海外民运是有功于人民的。
公平和宽容的主体是人民
“公平和宽容，只有执掌权柄人们才能成为主体。民众或海外民运作为受压迫的对象，没有资格实现公平和主张宽容，显然没有办法通过公平和宽容来化解社会的暴戾之气。社会的暴力之气根源在于暴政，化解暴戾之气的关键在于推翻暴政或是制约权力，不能本末倒置。”（温云超来函）。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宽容的气度。民主社会的特征恰恰是广大人民都普遍心怀公平和宽容。海外民运不仅在反抗一党专制，更着力于向人民宣讲公平和宽容。在柏林墙崩塌之后，很少有德国公民到法院去申告共产党的官员。所以联邦德国没有普遍追究东德共产党的干部，一般都按公务员到时给予退休待遇。只有极少数军人和高干因为被受害人指控开枪打死了翻越柏林墙的青年逃亡者而判刑。判刑也不重，最高刑期六年半（末代总书记克伦茨）。其余两年三年不等。法庭还特地宣布，不以现行西德刑法为依据，而以当时的东德的法律为依据量刑。人民静听法庭的审判，死者家属说：“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德国人民心中的良知告诉自己，绝不能像共产党人对待不同政见者那样，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推翻暴政就能化解暴戾之气吗？共产党推翻了专制的国民党政权，不但没有化解暴戾之气，反而更加专制，镇压数百万地主富农，整肃上千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用公私合营把大量工商业精英排除出局，把三百万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文革中让刘少奇病痛而死，将彭德怀殴打致死，让林彪出逃外蒙葬身荒漠，下令开枪打死天安门示威的青年学生。
宪政民主公平宽容都从人民身边做起
公平和宽容不光是执政当局的事情，首先应从普通人民做起。让人民才能够心底里服从宪政民主，尊重法治，遇事能够公平处置，宽容谅解。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全民思想变革。
六四以后的现实已经逐渐显示出来：人民的静坐、讨论、呼吁、和平示威……对比邓小平的开枪、追杀、监禁、造谣，反衬出共产党人暴戾、野蛮的丑恶嘴脸。每天餐桌上的饭醉，网上的微博微信，讽刺、幽默、嘲笑、挑逗、轻蔑、贬抑，令主管的官员、刺探的警察处处感觉到自己的尴尬和无耻，反而凸显出人民的尊严和风采。
海外民运的任务不太可能是直接推翻一党专制，反倒是树立一杆擎天的火炬，让国内追求民主的人民看到了就能增添信心。海外民运还要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惊人毅力，百折不回，步步前进。海外民运更要总结外国的民主经验，输送给国内的战友，让人民少走弯路。海外民运不仅要痛斥一党专制的种种弊端，更要接触国内人民，把宪政民主、公平宽容的思想传授给他们，让共产党的洗脑痂疥逐渐溃破。人民越成熟理智，暴政崩溃的日期就越来越近。
推翻暴政也仅仅是民主长征完成的第一步，下面还有很多文章要继续铺陈：发动人民选出精英人才，共同修宪制宪，像美利坚合众国和联邦德国那样，从此在宪政民主的道路阔步前进。
2014.09.27
|
温云超 (Yunchao Wen ) <wenyunchao@gmail.com>
| |
|
|
|
|
彭先生几处基本逻辑问题：武装斗争，不等于反动或恐怖斗争，后者只是子集。现在没有武装斗争的可能，不等于未来可以放弃武装抗争，因为形势会发生变化。彭先生请不要先偷换概念后再批驳。
普通民众只有手握（选举等）政治权利时才能成为宽容的主体，在受压迫时谈宽容，是协助维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