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连续爆光恶劣的警察执法所导致的命案：孙志刚丧命收容所，三岁女孩因警察的失职渎职而活活饿死于家中，张斌死于教养院。此类命案，在激起强烈民怨的同时，也引起当局的重视，宣布要严厉整顿警察队伍，以防止类似恶性命案的发生。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众所周知，中国的具体执行管制的官员（特别是警察），在百姓中长期声誉不佳，因为，制度赋予了警察以太大的执法权，即便他们个个依法办案，他们所执行的某些恶法，也足以造成对人权的严重伤害，他们在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之外，独裁制度给予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保护民众权益而是镇压民众的异见表达。用警察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中共高喊"依法治国"，但事实上仍然是人治国家，惩罚性法规（劳教、颠覆罪、煽动罪、治安处罚、互联网管制等）都制定得非常模糊，无非是为了任意扩张镇压范围和执法者滥用权力提供方便。 然而，在利益之上的当下中国，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衰落，政权本身及其官员皆变成经济动物，专政机关对异见者大都有硬软两幅面孔，并基于利益计算而对不同的对象采取区别对待。霸道蛮横是一面--对不知名的大众，他们很蛮横很生硬且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低调怀柔是另一面--对著名的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时，他们往往显得客气开明且有职业教养，用他们自己的官话讲，就是有政策水平有法律修养。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执行的镇压命令的道义正当性，也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让百姓反感，在不得不执行一些镇压的命令时，不再讲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识形态高调，更不想靠强硬的恫吓来改变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慑、说服、感化和收买的多管齐下。
“软硬兼施” 首先，动用所有执法者惯用的威慑策略，而且为了降低威慑的狰狞面目，他们不会用直截了当地威胁语气说话，而是经常做出朋友式的关心姿态，他们会说 "我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彼此有了了解，甚至可以称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反正我是把你当作朋友。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不难为你，你也别给我添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挣口饭吃，对个人对国家也有好处。而这种朋友式的心里话向表达的核心仅仅是："如果你不配合，后果自负。"实质上是威慑恫吓。 其次，他们大讲"依法治国"和"恶法也是法"的道理。他们会说："我们不想改变也自知改变不了你们的思想，你们可以保留和坚持你们的思想，但我们必须依法办事。除非你们有能力改变目前的法律--当然，我也希望改革这样的法律--但在没改之前，哪怕它是恶法，但恶法也是法，我就必须执行。再说了，对于社会稳定，恶法下的社会秩序，总要比无法可依的乱来好多了，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盛行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结果。" 其次，大讲警察所要信守的职业道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他们经常拿出的理由。他们会说："如果我不执行上级命令或法律，就是执法犯法，也违反职业道德，你们不是也很反对执法犯法，很讲究遵守职业道德吗？作为朋友，如果我们颠倒一下现在的角色，你穿上我这身皮（警服），你会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们这样做与我们个人无关，而仅仅是职业使然。 再次，经常用自己的饭碗来获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讲这个职业对他们个人生计的重要性，而且讲得最动情最诚恳："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乾警察像乾其他工作一样，说到底就是谋生的饭碗。如果我不这样，我就等于自砸饭碗。不瞒你说，我老婆已经下岗，孩子刚读中学，全家就靠我一个人的这点工资……"第四步， 以上策略，完全是诉诸于利益的说辞，执法者意在告诉被管制者：我们在观念上没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们也不在乎。只因为我的职业是警察，更因为我乾这行是为了养家糊口，这身警服就是我的饭碗，你总不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专乾砸别人饭碗的勾当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最后还是你自己吃亏。 犬儒主义 由此可见，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犬儒主义聪明，在今日中国已经泛滥到何种程度，不仅精英们轻车熟路，而且执法者们也玩的驾轻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刚柔相济的双面，与斗争哲学的单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进步，起码不那么狰狞、残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谱系中的孪生子，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所的道德底线的崩溃，必然使进入小康时代的人们变成唯利是图的犬儒。 如果警察没有了执法权力，他们个人并不一定就恶劣到哪去，而是与其他百姓一样。警察权作恶之所以引人注目，乃在于警察握有极大的、几乎没有制约的公权力。恶法赋予警察以滥用权力的特权，道德荒漠又使执法者惟利是图，恶法与恶德共同造就的吏治腐败，绝非仅仅靠中共高层的三令五申所能遏制，而必须有制度性制约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