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又要修宪了，并发出不允许民间讨论的禁令。因为，中国宪法，与其说是国家根本大法，不如说是“党权大法”，甚至就是“党魁宪法”，此次修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老党魁的“三个代表”入宪。正如前两次修宪，是为了把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变成宪法条文一样，比如取消文革中的“四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入宪。八九运动时期，李鹏也强词夺理地用宪法为“戒严令”辩护。

在此种党国体制现实面前，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把“党主立宪”作为政治改革来加以炒作！

“党主制宪修宪”的传统，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一以贯之。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刘少奇就把制宪的宗旨确定为：把中共和毛主席领导下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因为，党国体制就是纵容党魁无法无天的制度。毛泽东，这位绝对极权者，他“口衔天宪”，金口玉牙，“句句是真理”，他本身的言行就是最高法律，他所做出的所有决策和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完全是无法无天，是权力意志的肆意滥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决不会想到还有一部《宪法》，但在党内权争的某些时刻，他基于斗争权谋的计算，会突然搬出宪法条款，让对手猝不及防。

众所周知，刘少奇借吹捧毛泽东而扶摇直上，力压老资格的周恩来而成为中共的二把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成为毛泽东要清除的头号政敌。毛泽东为了清除其主观认定的政敌刘少奇，极为罕见地两次用宪法压人。

一次，在1964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在“四清”问题的分歧，刘少奇当众顶撞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会议时，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上来就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得不向毛泽东赔罪，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检讨。

另一次，1966年年底，中共高层就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出现分歧，陶铸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张“工总司”为非法组织，应予以取缔，甚至不惜镇压。而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和陈伯达则全力支持“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签署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的五条，还要不要国法？最后，此官司的决断权只能上诉到毛泽东那里。

实质上，支持“工总司”幕后导演就是毛泽东，但他出面表示支持态度时，居然针对陈丕显关于“要不要国法”的质问，援引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款，肯定了支持“工总司”的张春桥和陈伯达，而批评了反对“工总司”的陶铸和陈丕显。之后的1967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遇尸骨无存的悲惨下场。

当宪法成为独裁者手中的玩物之时，也就是宪法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