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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这个被海外人士誉为中国“夏都”的避暑圣地，曾多次拨动共和国的神经。45年前，即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扩大会议，就是这次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运动推向全国性高潮。
现在许多人说起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来，认为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迷乱和疯狂，当时的那些提法和做法的狂想症状甚至比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患者还要厉害。因为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患者一般局限于想和说，很难真正去做，而“大跃进”运动则将“狂想、狂说和狂做”统一了起来。在“三狂”之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开始了；亩产粮食超万斤、几十万斤、几百万斤的卫星升天了；全民总动员的钢铁大会战（为实现一年内钢铁产量翻一番）打响了；两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的设想产生了；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一年内培养30万个郭兰英的文艺大跃进目标提出来了；“吃饭不要钱”、几亿农民吃食堂的共产主义式生活过上了；一个县20多天写出30万首诗、6亿人民成为6亿诗人的奇迹发生了。一向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著称的政治家为此加油鼓劲，科学家为一些“豪言壮语”寻找科学根据，甚至连世界级的某大科学家也为高产卫星提出了理论根据。一时间全国上下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出于不同心态然而都被卷入这场“狂想、狂说、狂做”的运动中。(www.yypl.net)
这场大跃进运动不但迷乱和疯狂程度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也是罕见的。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就不必去说了。最惨痛的是，由于大跃进使农业连续两年大幅减产（1959-1960），又由于放卫星逼出的高征购将农民挖得太狠，加上国库存粮掏空，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在最严重的时刻，农民把所能找到的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大跃进中长时间的强度劳动又使民众的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生活集体化、营养差造成疾病流行。这样，普遍的饥荒、身体素质下降和疾病流行，共同将大量人口推上非正常死亡之路。据测算，1960-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000多万。3000多万人，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中国历史最盛时----唐朝开元年间全国人口是400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总人数达3000多万。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约占唐朝开元年间全国总人口的75%，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总人数大体相当。
过去，人们常常把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饥荒归因于自然灾害，但近年披露的资料表明，所谓的自然灾害也和当年的生产大跃进一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神话。其实，早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就谨慎地指出，在有的地方，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早些1961年5月，刘少奇回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调查时和农民的谈话就揭示了农业歉收的真相：“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车干了？他们说都还有半塘水。看来旱的影响不是那么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受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www.yypl.net)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使整个民族陷于迷乱和疯狂、导致如此悲惨结局的大跃进运动呢？
许多年来，人们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一般归之于领导人头脑发热，首先是由于毛泽东头脑发热，其他一些领导人以至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也跟着一起发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唯心的错误，大家也跟着一起犯了主观唯心错误，结果就酿成大跃进运动。或者说是由于没有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分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酿成的悲剧。总之，是犯了左的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纠正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树立正确的经济建设观念，防止左的急躁冒进，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如此等等。
这样的总结不能说不对，然而站在21世纪的高度看，总结这一段疯狂而悲惨的历史仅仅停留在这方面是远远不够了。
实际上，在生活中不犯主观唯心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不断变动性总是存在差距，区别只在于有的人犯得多些，有的人犯得少些，在保持高度警惕的情况下犯得少些，在情绪急躁或骄傲自满的情况下犯得多些。即使是对唯物辨证法理论掌握的最好、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危害认识的最深、对左的或右的错误受害最大的人也不能幸免。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对唯物辨证法研究的那样透彻，也很少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危害认识的那样深刻，更很少有人比得上毛泽东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样坚决和坚持不懈的，然而悲哀的是，毛泽东本人不但没有避免犯类似的错误，而且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并不比历史上的某些领导人逊色。其实，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看就是一部不断和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左的错误作斗争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左的认识、左的决策、左的做法不仍然是随处可见吗？(www.yypl.net)
问题的症结在于，由于人们总是要犯认识上的错误，总是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例外。但由于犯错误者拥有的其他条件不同，同样的错误，影响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一个要饭的乞丐犯了急躁冒进错误，他可能要不着饭还会挨一顿臭骂；如果是一个以自耕为生的农民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可能毁了他所经营的那份农业；如果是公社体制下的一个社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可能会招来“出风头”的骂名，也可能因做坏农活被队长扣掉工分；但如果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就可能使全队的生产受到重大损害。这是从普通人的角度看的。如果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看，同是领导人，犯同样类型的错误，但由于国家体制不同，对社会的影响就会大不相同。
假如是某个美国总统在经济方面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呢？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多么大。因为美国的经济是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总统对经济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他只能凭借一些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比如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之类，这也要受到多种制约。如国会的制约，联邦储委会的制约。总统要增加财政拨款用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领域，国会不批准是不行的，总统要启动金融手段刺激经济，没有联邦储委会的首肯是不行的。为了特定的目的（比如战争）总统想增加某项新产品的生产量，那他只能通过增加订货刺激这种生产的发展，他绝不可能采用行政手段驱使一些企业放弃已有的生产项目，集中力量生产他要求增加的这些产品。例如他绝不可能命令生产拖拉机的企业主去生产大炮，更不可能驱使农场主放下农业去炼钢铁。如果他硬要这样干，可以断定，他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会被赶下台，并极有可能被起诉犯罪。(www.yypl.net)
如果是政经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其领导人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那不仅对经济会产生大影响，而且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错误程度越深，影响就越大。因为在这种体制下，领导人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全面调动经济和社会资源，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打乱某种经济组织，建立另一套经济组织；他可以命令企业改变既定的生产方向，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向；他可以大规模地动员社会劳动者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许多农民变成工人，也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将许多工人变成农民；他的每一个突然冒出的思想，甚至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层层贯彻下去，从而很快就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个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急躁冒进错误，就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他的思想越偏激，越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变化速率越快，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就越会加剧，从而酿成始料不及的大祸。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非常突出的例证。有史以来，领导人的认识偏差（这种认识偏差和历史上皇帝的骄奢淫佚显然是不同的）所造成的社会祸害，莫此为甚。所以反思大跃进运动，根本教训不在于领导人犯了急躁冒进错误，也不在于领导人骄傲自满，而在于有一个能使领导人随心所欲、自由操纵的体制。相反的是，这个体制中的普通民众却失去了起码的思维和选择的权利。在这两极中间，则是只对领导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的官僚系统。在这样的体制下，除非领导人是神而且最好是各级领导都是神，不然普通民众包括许多干部就会不断遭受这种或那种错误的折磨。大跃进以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大大小小折磨中比较突出的折磨而已。
从更深层的眼光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就已经奠定了大跃进运动的悲剧。这不仅因为没有三大改造运动，高度集中、政经合一的体制就建立不起来。而且在于，既然能够用政治强力轰起的群众运动消灭了私营和个体经济，为什么就不能用政治强力轰起的群众运动推动经济走上“大跃进”之路呢？既然人们的财产能归公，人身能归公，为什么个人生命就不能由公家来操纵呢？从三大改造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再从大跃进运动到3000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的。并不是哪个人处心积虑要制造这个悲剧（毋宁说，其出发点是想使国家快富强起来），而是历史事件的演变有自己可怕的逻辑关系，由于这种逻辑关系，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既合理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www.yypl.net)
大跃进运动及其惨痛的后果起码留给后人四点启示：
如果一种体制造成了全党全国的事情只依靠一个脑袋去思考，所有人最终都得听从一个人的指示，那么，悲剧就一定会发生。大跃进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先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全党和全国也就跟着大批左倾保守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在钢产量方面），中央就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由此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接着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将其正式确定为总路线，大跃进运动随之在全国开展起来；此后毛泽东又将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提法改为3-5年，有的领导同志便趁机附和为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随之风靡全国；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时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公社化运动便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一平二调”、财产归公、大办食堂等一系列荒唐事就在“人民公社”这面红旗下轰轰烈烈地发生了；毛泽东要求1958年的钢铁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全国就集中人力物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出现了9千万人参加炼钢的大会战；毛泽东要求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人民日报》就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报的粮食亩产量从几千斤上升到几万斤，再升到几十万斤；当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运动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纠左，全党也跟着进行纠左；但当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又把纠左扭为批右，全党又跟着大批右倾，随后重新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这一次新高潮才使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直到问题严重得不能再严重、农村人口已出现大批死亡的情况下，毛泽东才醒悟过来，领导全党正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同时继续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由此可以看出，大跃进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实际上一直由毛泽东个人主宰着，随毛泽东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也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但一旦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态度，不同意见便销声匿迹。坚持异议较为激烈者像彭德怀等人则干脆被打倒了事。最终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普通群众都必须紧跟一个人的思维、听从一个人的声音、按照一个人的指示去做的局面。真正达到了相信一个人“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一个人“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www.yypl.net)
如果一种体制造成普通民众丧失了最起码的对谋生方式的选择权利时，那么悲剧就一定会发生。和其他权利相比，选择谋生方式的权利是民众更为起码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连选择谋生方式（当然以不危害他人和社会为限度）的权利都没有，那其他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就更谈不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通民众实际上就丧失了这种权利。那时公社社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其行动、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完全由公社控制，根本不可能有选择谋生方式的自由。离开公社谋生更没有可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公社一是很难找到谋生之道；二是离开公社就意味着成了黑人，很难找到安身的地方。而丧失了选择谋生方式的权利，实际上也就等于把生存的权利交了出去。大跃进运动带来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非常典型的证明。
如果一种体制造成所有的官员眼睛都盯着上级，只为上级负责不为民众负责，那么悲剧就一定会发生。由上而下、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造成各级官员的眼睛都盯着上级，因为下级官员的权力来自上级，工作的好坏也主要由上级来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势必把为上级负责摆在第一位。为上级负责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上级的部属和精神要贯彻落实好；二层是上级的意图和喜好要体察好。这两层缺一不可。在这个前提下，才会考虑下级和民众的问题，至于考虑得多少，那就取决于这个官员本身的素质和觉悟了。有的官员可以根本不顾及民众，但所有的官员都把对上级负责看得非常之重。在上级意图和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绝大多数官员选择的是牺牲民众利益来迎合上级，区别只在于有的官员牺牲得多一些，有的官员牺牲得少一些，但即使是最好的官员也做不到一点都不牺牲。大跃进运动的悲剧所以会发生，一方面由于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违背民众意愿和伤害民众利益的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在上级意图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各级官员都一致采取了迎合上级而牺牲民众利益的做法。而且大部分官员竭尽全力、甚至不遗余力地迎合上级，才导致卫星数字满天飞，你能吹，我比你更能吹，以至于发展到毫无廉耻的“狂想、狂说和狂做”的地步。而倒霉的是亿万老百姓。
如果一种体制能够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把所有的过错包括灾难都能轻轻抹平的话，那么悲剧就必然会再次发生。一般来说，由于人们不可能不犯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为了少犯错误或避免犯大错误，是必要的。但总结经验教训只是一种思想反思活动，它既无补于已发生的过错，对犯错误者也没有任何制约性。有的因主观过错给人民造成很大痛苦，实际上已经不是错误而是灾难了。像大跃进运动这样的错误，不但造成国民经济的大倒退，而且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仅仅总结经验教训就够了吗？况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连教训也不愿真正地总结，反而把触及教训的人教训了下去。然后在文字上轻轻的几句话就抹平了。但既然能这样轻轻地抹平，就必然会再次重重地发生。果然，几年之后灾难便又一次降临，而且又是一次因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导致的灾难，名字叫做“文化大革命”。但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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