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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兰，女，1961年生。中国陕西汉中市洋县溢水乡上溢水村农民。2002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兰生活没有着落，加上思念亲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寻找丈夫和孩子，途经陕西城固县二里镇一带时被殴打致死。惨案详情如下：
2003年５月６日晚，二里镇初级中学初三学生张智伟、郭亮和王云璋在镇上一家烧烤店喝酒时，李文兰上前讨饭并与３人发生口角。当晚１１时许，喝了１１瓶啤酒后的３名学生回家行至镇桥头时又碰上李文兰，３人余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说狠踢李的小腹部，并排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乱踩。随后，他们又将李拖至路边的农田，脱去李的裤子，拿起田边的菜籽杆插入其下身乱戳。李文兰倒在地上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痛苦地向前爬行，３人仍感不解气，又抽出腰间皮带，用铁制皮带头在李的头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日凌晨１时许，３人才结束了暴行，整个施暴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５月７日凌晨５时３０分，镇中心医院的值班医生李创民听到门外有人呻吟，开门后发现李文兰面部青紫，双手捂着肚子，说有３个流氓用菜籽杆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创民没有采取任何诊治措施，只是向二里镇派出所打了个电话算是报案。民警魏国华接警后，８时多才安排片警鲁小军（司机）去察看，鲁小军在医院没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时在桥头碰到浑身是伤的李文兰。李文兰对鲁小军说她被３个流氓打了。鲁只对她说了句“你是哪里的，走就是了”，便开车回到派出所。
８日下午，二里镇二里村村支书刘国栋两次请示派出所如何处理李文兰之事，最后商定将李送到辖区以外的地方。村上据此将李送至城固县与南郑县的交界处。
９日下午，二里镇苟家湾村村民向派出所报警，称发现一具“女尸”，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带着民警和当地村干部赶往现场，当时李文兰仍神智清楚，并叙述了３名施暴者的形象，随后他们将李送到镇医院救治。１０日上午，李文兰因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李文兰全身多处脏器受损，阴道内挫伤严重，因受钝性外力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关新闻参见新华网、中青网）
我不知道，当中国还怀抱着李思怡的尸体的时候（按新闻时间），如何面对这一新的惨剧？！李文兰之死以一种绝决的态度说明：中国的悲剧永远没有尽头。这种悲观的结论似乎得到了这一个案的特别支持：不是警察而是孩子成为杀害李文兰的第一凶手，而孩子据说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未来。
当然，这一惨案中警察部门的不作为以及村民的结构性冷漠同样对李文兰之死负有责任，这些石头一样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个体生命死灭的制度性背景。人是孤独的，挣扎在人群中如被压死在马路上而无人理睬的猫。国家即使不是凶手，也决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可耻的是，它一直宣称它的合法性就是为公民提供援助，而且还是这一援助力量的代表者——李文兰之死再一次戳穿了这个迷天大谎，不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撕裂这张政治遮羞布再也不值得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另外一种民族精神牌坊也同时轰然倒地——吃人的宴席一直排下来了，一起排下来的还有看客的队伍，这个“勤劳善良勇敢”的民族、这个盛产“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的民族，黑压压地聚集和散落，如被历次天灾人祸打磨过的石头和因此丧失神经的行尸走肉。在这里，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和悲剧感，个人的毁灭就象一粒尘埃落入古井中。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在舞蹈，这是中国历史排下来的第三场宴席——政治化装舞会，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说明：李文兰是不存在的，而唯一存在的是主席和书记的每日饮食起居，而这些伟大事件是如何使李文兰们感恩戴德的。]
诚然，那三个中学生是“个别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经验使我相信，这“少数”几个孩子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教育“最合格的毕业生”，这一国家教育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完全是天经地义或顺理成章的。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一种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领导了国家。这个“新国家”完全依靠政治堕落和帮派利益来维持，在它的示范下，特别是在它积极推动的国家教育中，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被束之高阁，谎言与厚黑学因此统治了课堂内外。这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制度性地生产着年轻的名利之徒和毫无廉耻的年轻暴徒、流氓、打手与新新人类这样的精神病。他们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但却是具有相类似的人格特征的江泽民主义的“红愤青”。他们是网络上的流氓，也是街头的凶手。他们一年年在长大，因无知而更加偏激和野蛮，因精明而更加残暴和无耻，他们是中国政治真正的传人，一种“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转向所必须的群众基础。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疯狂的民族主义信徒，同时又是疯狂地杀害自己同胞张文兰的凶手。如果说毛的罪过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么“新时代”的罪恶之一则是为中国精心培育了这样一代新新人类，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意味着毁灭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江主义的国家教育仍在继续，孩子继续走进校门，而“红愤青”仍然在象悻悻的狗一样从学校冲向社会。经过细致的政治谎言的教育和政治堕落的官方示范，这些“新兵”冲向街道和村庄，在等候一场“啤酒馆革命”之前，不间断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暴行。我知道，“新国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89事件之后窃国自肥的商业利益，也是为了缓解1989年引发的政治大恐慌——“国家”再也不需要80年代的“启蒙教育”了，它对“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须彻底地消灭再产生“八九一代”那样的年轻一代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计地培养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们成功了，他们用李文兰的鲜血给这新一代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但问题是，这一政治自卫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疯狂自私的政治集团为了那些帮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彻底消灭中国，在人口生态方面为这个国家准备葬礼。李文兰死于这场灾难的前期，她为我们所有人发出了第一声惨叫。
孩子是无辜的。这是真理。“国家”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凶手。这是政治常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更多的人们是否应该对国家的胡作非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新国家”的侵略校园的战役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至今他们仍然是看客甚至仆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同样是李文兰惨案的旁观者，只不过站的更隐蔽一些罢了。李思怡、孙志刚以来，知识分子仍然在扮演批判家的角色，他们是否也应该作为那些警察的“老师”而做一些反省呢？
由于我们“小于一”，由于我们是小人，所以我们才拥有了小人统治。耻辱，我们竟被小人统治了如此得心应手和固若金汤。更耻辱的是，我们还不觉得耻辱，而在成熟地自我辩解，在一味地义正词严。李文兰死了，朝野间的一切伟光正该收场了。
2003年8月6日星期三
（首发《人与人权》)(9/2/200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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