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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枭在生活中和创作上都有点老顽童的味道，喜欢调侃自己也调侃别人，嘲骂民众也嘲骂党和政府，既使是很严肃宏大的话题也喜欢嘻皮笑脸，至少带点冷笑味，为此难免常遭误解错读。如在最近《透开铁幕晤群星》一文我写道：
不少思想和影响远不如我的网民出了事，湖北杜导斌在赴京参加聚会临上车时被强行带回软禁了起来。不知为何，老枭比导斌（杜兄海涵啊）出道更早、骂党更狠、思想更激、影响更大，却依然平安逍遥，让我欣慰又生气，还有一种失落感：这不是太小看我了吗。
有心人应可感觉得出这段话在怒意中含了笑意和善意，主旨不在"争名"而是为导斌及其它蒙冤受屈的的网民和志士们开脱和致敬。导斌读后却友好而严肃地劝告我："名声大小,不过一浮云耳,我辈为文,最贵者:真学问,最重者:有创造。枭兄久读古书,何不知文人相轻之说?枭兄喜欢比试名头大小,遇我便无所谓,倘换其他年轻气盛者,必不依您,盖此举最易引发毫无价值的口水战,而且是在同仁之间，在朋友中间"。
这真令我哭笑不得。导斌的直言与好意我无任感激，但想不到江湖大侠级人物，如此"不解风情"。这虽不影响友谊，总是一大遗憾。朋友志同道合而无趣，总不如同道又有趣的好。
江湖人物不解风情没关系，"布衣一怒，流血五步"，影响有限得很；如果朝廷大臣、方面大员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起码的幽默感，开不起一点点玩笑，麻烦就大了，"天子之怒，伏尸千里"，民众就会成为枯燥冷硬、相率为伪的僵尸木偶，政治就会成为冠冕堂皇、故作庄严的僵尸政治。
有人说中国人天生呆板迂腐，缺乏幽默细胞，所以幽默文学特别不发达，殊不知实乃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幽默空间呀。专制政治，不论奴隶主、君主、军主还是党主专制，都是鄙恶、避忌、恐惧幽默的，因为幽默之风一行，伪道学伟光正的假面具就不易戴牢，政治就会失其庄严表象暴露内在丑陋，从而产生颠覆的危险（有学者将幽默分为软硬二种。深沉、尖锐、讽刺、具有相当社会政治批判锋芒和强烈进攻牲者为硬幽默；戏谑、调笑、俏皮、优雅、温柔敦厚、以讽喻世道人心为主或聊博一笑者为软幽默。严格地说，揶揄、嘲弄、讽刺不属于幽默，幽默多是软的，此处不作详细论证）。
比较而言，古代政界幽默空间虽然狭窄，毕竟还存在，李敖在《开玩笑的自由》一文中就列举了 秦始皇、楚庄王、宋徽宗、清高宗、五代唐庄宗、西太后的幽默或优容幽默的动人事迹。李敖提及中国传统中有一种优容艺人开玩笑的习惯，并在宋朝发展为一种制度。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谈到宋皇宫内有特许："优伶人以时事入科诨，作为戏笑"，艺人可以拿时事、权贵开玩笑，堂堂一国总理如秦桧和韩柁胄，也难幸免。
到了我党君临天下，对于幽默和玩笑的恐惧"于今为烈"起来，不论冷硬，只要涉及政治、时弊，涉及伟光正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概严禁。相声小品等幽默讽刺艺术，忌讳重重，只能拿农民和下岗工人开涮。共党的官，上到主席总理总书记，下到乡镇小吏，无不成了特殊僵硬的材料做成的东西，听不得讽刺，开不起玩笑，没有灵性智慧，没有自由流动，思想僵化，心灵钙化、感情石化、形象脸谱化，岂但不配民主，古代君主、近代军阀也不如。
有西哲说过，衡量一国文化的优劣，最好的方法是看它的喜剧及俳调是否发达。老枭曰：衡量一国政治的好坏、领导的素质，不妨看看官场的幽默空间大不大、领导幽默细胞多不多，看它的幽默讽刺艺术是否繁荣，领导、领袖、时弊和政治可不可以成为讽刺嘲笑的对象。我多么羡慕西方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拿总统、首相之类大人物作幽默、调侃乃至嘲笑、"恶攻"的对象。我曾对好友表明我的雄心壮志：如我有朝一日当了国家主席，首先要请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相声小品大师开个会，请他们拿我当靶子，向我猛烈开炮，把我打成中国第一可笑人物。
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艺作品可以拿领导领袖开涮，可以拿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开炮，而不至于犯有关部门之忌、犯有关人物之怒，不会受到追究带上"攻击领导"之类罪名，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有了幽政治一默的权力和开领导玩笑的自由，那才证明民主已经在中国实践了"三化"（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李敖语），证明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由。
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还应是一种生活、工作态度和方式，民主不仅意味着新闻、出版、信仰、迁徙、结社等自由，还意味着人民还要拿政治人物开玩笑的自由。其它自由且先不说，胡哥您带个头让我开涮一番如何？
20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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