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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在中共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偶而因海外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欲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麽多人。
那麽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特大谎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著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毛泽东与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要毛泽东还继续担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无人敢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说法。彭德怀只是就这件事谈了点真实情况，毛泽东就将他整得在余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途，哪里还有人敢再捋虎须？
毛泽东自知国难深重，将抓经济工作的担子撂给了刘少奇。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做报告时，总结过去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嫁祸于天，因为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而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得罪了毛泽东，身为罪魁祸首的毛泽东从此开始谋划倒刘，尽管刘少奇曾经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奉上神坛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苏联之所以毁约，是因为对毛泽东一心一意图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千万人。
1959－1961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没有？
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相当严厉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敢于触及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当中，中国到底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特大灾祸？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一些经历过那段困难时期的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进行研究，澄清了这一历史真相。
分析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乾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中共建政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害每年平均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会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乾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具体分析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此外还在一些地区出现局部性旱灾。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著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中国大规模饿死人，实在另有原因。不过，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学者们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这三年当中并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但中国却出现粮食大减产与全国性粮荒，最后导致数千万人（主要为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约为6,000万亩。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且看灾荒期间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做了些什麽事情。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而毛泽东历来好大喜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经少有正直之士，尽是阿谀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而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谁还敢再去摸毛的逆鳞？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圆毛泽东与苏联争霸之梦。
在中共革命时期，苏联曾从物力、人力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极大支援，与此同时自然也迫使中共服从史达林的号令。史达林与毛泽东均为一代枭雄，性格都极为强悍。但毛在未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虽对史达林的霸道作风心有不甘，但因有求于他，只得被迫听命。一旦中共政权稳定后，苏共与中共之间就日行日远。史达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争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时机已到，最终与苏联翻脸相向，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之境。
毛泽东的霸主梦需要实力支撑，而中国的国力实有不逮，但毛的办法很简单，压缩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为实现霸主梦让道。发动大跃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但大跃进失败，赫鲁晓夫嘲笑中共政府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毛觉得自己面子丢尽，更是要竭尽全力一争雄霸。
首先，毛为首的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中共恩泽的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不能不说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这场由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但中共政府从来未对此表示任何忏悔，甚至一直刻意掩盖真相。从这点来说，中共政府的统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以晚近的清朝为例，朝廷规定，每有灾情，地方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3个月革职查办；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以工代赈等。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舒解民意。但自视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名君还要伟大贤明的毛泽东，却狂妄地乾脆废除救灾制度，灾情发生后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级官员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报任何灾情，既无灾情调查，更遑论救灾措施，结果导致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灾难。
对这场灾难，毛泽东从来没有下过“罪己诏”，中共政府同样讳莫如深。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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