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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读友”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名高中复读生，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讨论到目前中国中学教育的弊端，他便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重视这样的来信，写信的人都会掏出心窝子来，告诉我许多被《人民日报》之类的“谎话大王”一层层地掩盖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
这位学生在信中写到：“在我们这里，复读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复读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都大有人在，作为一名‘高四’毕业生，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这压力不单单来自于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于这套制度为我们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之中，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著我们，父母、亲人、朋友，我们深知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才这样，但每每这样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压力。在其他人眼里，我们的前程，就在于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成绩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绩差的却有天壤之别的待遇。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他接著写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查收如此巨大的压力，终于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的彻底决裂！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年都在发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学，第一年考得不好，复读一年还是落榜了，终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她入学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说过：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吗？！”
就在我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一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走上自杀之路的消息。孩子们“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受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死亡无损于“帝国的伟大”，无损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矜持而高贵的微笑；他们的死亡无损于教育部长陈至立跃升为国务委员，也无损于冠冕堂皇的“义务教育”的法令。“小康社会”的繁荣图景遮盖了他们静悄悄的死亡，而习惯于歌功颂德的记者们也不会把他们的死亡当作“新闻”。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有人说中共建政之后“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据报道，今年秋天，仅仅是宁夏省的一个贫困县，有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失学。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这些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失学问题，而且是吃饭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也没得吃。”当越来越多西部地区农民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三个代表”就成了一个荒唐而辛酸的笑话。那些“自动”地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们，哪里会把这些学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们在忙忽著贪污受贿，忙忽著办理外国护照和海外帐户，忙忽著吃喝嫖赌种种事务。连扶贫款都会被私吞，连希望工程的捐款都会被挪用，在这个权力崇拜的国度里，孩子当然是被大人无偿牺牲掉的“无权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进入学校的孩子，也并不意味著就能“凭借教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谎言的熏陶，还要承担升学的压力。在中共严格控制下的各级教育机构里面，许多教师都把学生当作“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份证”，几组简单的数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为教育者们所看重。大部分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
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去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为不堪父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的双胞胎姐妹。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者四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然而，还是有御用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是世纪”──我不知道，一个充斥著文盲和疯子的国家，怎么能够领导世界、怎么能够主导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二零零年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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