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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被捕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件事不但引起了国内的广泛注意，而且国际上也很注意这件事。8月26号的《纽约时报》又登了一篇长篇的报道，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写出来了。在报道结尾的地方，记者援引了一位河北省当地人士的话：假如孙大午这回能够被从轻处理，就会大大推动农村的发展。这件事的意义也许会和1979年末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意义不相上下。因为这件事又是一次机会，可以使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有一个大的突破。但是假如对孙大午判处重刑，就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农业的前途会是非常不利了。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我的想法是这样：中共近年来老是在那儿喊、在那儿叫，就是必须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三农"的问题，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他们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诚意，但是他们所依靠的就是共产党的中央，仍然是几十年来骑在农民头上、靠欺压和剥削农民生存的那样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欠缺资金。孙大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证明非常有效，却遭到当地官员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多年来垄断资金，甚至利用农民缺钱这个困难大放高利贷，赚了很多钱，成为农村干部的一个重要财源。孙大午这样做，当然就断绝了那些人的财路，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孙大午置于死地。假如中共中央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站在孙大午一边，就可以使官僚特权阶层遭到一次挫伤，对解决农村问题会有突破。
孙大午事件的另一个意义就在于它又一次证明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力量就在农民中间，就看你敢不敢发动，敢不敢依靠农民。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特殊条件使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像孙大午这样的人，他们参军，在军队里受到教育，走南闯北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胆魄。这样一代农民真正是千千万万，一代接著一代出现了很多这样一些优秀的人物，他们回到家乡，就变成农民的代言人，同时进一步成为农民的领袖人物。孙大午是走进了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和那些在政治领域的人们一样，显示了农民子弟们有智慧、有胆量，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找到正确的出路。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愿不愿意、敢不敢于站到孙大午这一类人的一边。和那些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干部，而实际上已经是农民的敌人的那个社会势力划清界限、进行斗争。这件事做起来不会是很容易的，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那个黑暗的社会势力，就是官僚特权阶层已经盘根错节了，根基很深厚。
河北省有一个毛泽东当年树立起来的农民模范人物叫王国藩，这是搞合作化的时候出现的一个人，他后来几十年作恶多端，既是一个地方的大恶霸，又是中共中央委员。几年前有一个作家把多年积累的有关王国藩的资料，以这个为基础写了一部小说，这个小说里根本没有点王国藩的姓名，也没有写地点，结果居然被王国藩的代理人告到法院。各级法院直到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完全了解王国藩不是一个好人，而这个作品也不存在诽谤的问题，但是最后仍然做出了一个判决，说这个小说是诽谤，对作者和出版社做了处罚，作品也全部销毁。这个事情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当年培养和扶持王国藩的那些省的领导干部早已经下台的下台、去世的去世，但是他们的接班人仍然能够按照他们的老爷子们的旨意对法院施加压力，做出那样的判决。
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安徽省等等一系列省份多年来解决不了贫困的问题，就因为那个地方的黑暗势力一直霸占著各级领导班子。假如胡锦涛、温家宝这个领导集团能够狠下决心出来保护孙大午，打击反动的官僚势力，就会使天下农民人心大快，鼓舞农民中间那些仁人志士起来敢做敢为，大显身手，把中国的农村推向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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