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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隆隆的枪炮声撕碎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宁静，太阳旗插进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地，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一夜之间将东北同胞变成了亡国奴。
中国人谈到抗日战争，习惯说“八年抗战”，意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但实际上应是“15年抗战”，因从“918事变”至“77事变”东北沦陷这七年间，不断有中国军民反抗。研究这段历史的日本学者称“中日战争15年”，即是从“918”算起。战后的国际“东京审判”也是这样计算，判定日本“918”无故挑衅，发动侵略。
中国人损失惨重
在日本对华侵略的15年中，抛开几乎无法统计的巨大物质损失，仅仅是生命，中国人就付出上千万。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仅仅“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就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了61万。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平民伤亡为900万。后来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统计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
据在美国出版的《日本侵华研究》的编辑、南伊利诺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吴天威的研究，仅南京大屠杀，就有34万中国军民死亡；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拿活人做实验，使3,000中国人丧生。而在东北发现的日军屠杀华人劳工的“万人坑”已有103座，“炼人炉”5座。
一国两“耻”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是二战期间生命损失最严重的国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损失，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却没有义正辞严地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要求战争赔偿。虽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二战后曾要求日本赔偿，但1952年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蒋介石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中共要乘胜“解放”台湾，因而蒋介石急于拉拢日本，扩大联盟阵线，同时也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2年，毛泽东与日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也放弃了对日索赔。1987年，刚复出的邓小平访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以法律条款确定放弃对日索赔。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从联合国赶走台湾，独占“中国席位”后，拉住日本以孤立台湾。海峡两岸政权，都为了各自眼前的政治利益，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丧失了原则和道义，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更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廉耻的两岸政客与“学者”把日军侵华战犯奉为座上宾。日本船业大世川一良是当年“东京审判”确定的70名甲级战犯之一，他逃脱审判后经商发了大财，前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而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和中华学术院竟赠送世川一良名誉哲士学位。现在形容海峡两岸有很多术语，如“一国两制”“一国两席”“一国两府”等，但在对日索赔和追究战犯责任问题上，两岸的表现可谓“一国两耻”！
72％日本人认为应赔偿
正因为海峡两岸如此软弱，有些日本政客才敢于公开抵赖历史。除了修改“教科书”，仅从1986年至今，日本就有四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当年的侵略，日本一名国会议员还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
当然，日本民间并不是这样认为。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在2,316名日本平民中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人认为日本政府战后对战争受害者赔偿不够。因此，抵赖战争责任和拒绝战争赔偿的只是日本政府和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份子。
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德国政府与日本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们至少做了三件赎战争之罪的事：第一，战后德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视篡改当年德国侵略性质、公开主张纳粹观点为违法，名文规定此类言论不受言论自由条款保护。1993年11月，德国将一名81岁的前军人判处22个月监禁，因他出版小册子为纳粹辩护，说当年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是编造的；第二，前西德总理韦理．布兰德1970年冬访问波兰时，冒著寒风在华沙二战死难者墓碑前下跪道歉，其虔诚忏悔赢得世人尊敬，也成为他在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第三，德国战后对犹太人的赔偿已达600亿美元，至今还有17万犹太人每月自德国领取养老金。
犹太人全球建浩劫馆
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那样忏悔战争罪行并赔偿战争损失，除了日本人本身缺乏正义和道义责任外，还由于中国人自身的麻木和健忘。虽然海内外都有华人发出不忘历史、对日索赔的声音，但在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中，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与同样在二战中遭浩劫的犹太民族相比，在谴责日本政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中华民族的遗忘和麻木而痛心。犹太人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只是中国人的三分之一，但犹太人的苦难全世界知晓。从德国到以色列，从波兰到美国，犹太人一座又一座地修建“浩劫博物馆”。仅在美国，就有旧金山和迈阿密的纪念犹太人的山坡和海滩雕塑。1993年2月，洛杉矶建成开放了一座浩劫博物馆，当年四月，经15年计划筹建的最新大型的浩劫博物馆在首府华盛顿建成开放。而犹太艺术家们则在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之后，近年又拍出了赢得全世界范围的对犹太人同情、对残杀者愤怒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不成功便成仁
为什么中国人不像犹太人那样嫉恶如仇，对苦难和罪恶刻骨铭心地记忆呢？不要说对半个多世纪前的“918”，连对被中共迫害至死的几千万同胞，很多中国人也相当麻木。甚至对几年前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有人也开始忘记。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健忘与麻木？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民族缺乏生命意识，缺乏同类意识，和缺乏追究责任意识。
缺乏生命意识，就是不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是不重视他人生命的宝贵。东方文化历来强调“家庭、群体、国家、社会、君主”等价值观念，而不看重个体价值。当一种文化对个人价值不重视，个人生命也就随之不再那么非常重要。从对待“战俘”上，我们即可看出中国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且不说古时就有秦国“坑降卒40万”（这样大规模杀害战俘，人类史上也属罕见）和汉代将军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而遭汉武帝杀母斩妻；即使近代，国共两党虽针锋相对，但在战俘处理上却相当接近。国民党将领临危受命时，往往得到上级面谕“不成功便成仁”，并得到自刎的短剑。不少内战时被俘的国军将领，在中共监狱度过几十年岁月，经“特赦”后，取道香港去台湾竟遭拒绝，其中有人绝望，在港自杀。
而在朝鲜战争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人被俘。有一半选择去了台湾，其余一万人坚持返回了中国大陆，结果这些人从此终身处于被歧视和迫害，有的团师级军官遭到军法审判，罪名是“为什么不战死”。大陆近年曾有报告文学详细披露这些志愿军战俘返回后的悲惨命运。
珍惜具体的生命
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战俘的态度则不同。在波斯湾战争时，被伊拉克俘虏的美国士兵牵动全美民众的心。有士兵在战场失踪的乡镇，家家户户悬挂黄色丝带，表示对他们的挂念。这些战俘后来都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没人追问他们怎样被俘，为什么在伊拉克电视上曾谴责美国。对美国人来说，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
越战已结束近30年，美国至今还在寻找失踪的官兵和战俘。美国国防部长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做广告，对提供越战美军失踪线索者给以报酬。即使确定人已死了，还千方百计把尸骨找回。即使有人已投降留居越南，还要询问该人愿否回美探亲访友。
最近的例子是美军有一名上尉在索马里被俘，美国主要媒体都予报道，全国民众极为关注。当这名战俘获释，他在索马里美军营房的担架上就接到了美国总统从办公室打给他的慰问电话，而当他到达美军欧洲基地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军司令在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手捧鲜花，躺在担架上穿过仪仗队的场面，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珍惜。
从美国人民和政府对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对生命的重视。在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城市，美国人民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一刻在了一座座白色的大理石碑上。
去年夏天，在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40多岁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刹那间，我被这情景相当感动。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对于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他或许曾经热烈地亲吻过她，他或许曾经和她牵手走过童年……那一刻，我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只是用来象征国家、民族的伟大。
我们是同类，必须帮助
在缺乏生命意识的同时，中国人更缺乏人类“同类意识”。即视其他人、其他种族、国家的人为自己的同类的心理不强烈。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对索马里和卢安达难民给予关注和援助，是因为他们视那里的人民是“我们共同的人类”，我们必须帮助。而在这些援助者里，我们从未见过号称“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队伍。当然，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几千万同胞的死难都麻木的话，也就无法谈及对其他种族的关切了。
在“六四事件”5周年之际，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对六四遇难者表示悼念，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抗争表示敬意。但他在演讲中也不无悲伤地指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西藏问题，尽管西藏在六四之前几个月刚刚遭到大规模的镇压并宣布了戒严。”一个仅北京就有100万人参加的民主运动，竟然没有一个百姓、一个知识分子谴责中共几个月前对藏人的屠杀，而中共对藏人镇压的消息北京民众并非不知。可见中国人的这种人类“同类意识”多么淡漠。
生存者的负罪感
相比之下，古巴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也远超过中国人。最近引起美国媒体关注的是古巴难民问题。仅八月就有两万名古巴人从海上逃来美国，其中有一人被确证淹死。25,000名居住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上街举棺为同胞送葬，并抗议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而逃自中国大陆、在海上飘泊了114天的“金色冒险号”难民，抵达纽约海岸时淹死了10人，全美200万华人没有任何人为他们送葬游行，更没因此抗议中共暴政导致这些同胞冒死逃向美国。
当人缺乏同类意识的时候，那么面对死去的同类就很难产生“幸存者的负罪感”。近年来由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和译成英文的四部揭露中共监狱、劳改营和文革浩劫的自传性作品引起注目。它们是：吴弘达的《风疏雨骤》；巫宁坤的《一滴泪》；翟振华（音译）的《中国红花》和卜宁（无名氏）的《红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1994年夏季号英文《新亚洲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对这四部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由中国人自己用英文写出来他们的苦难已是难能可贵。但他在结尾处仍指出：这几位作者的写作动机有所不同，有的是为了揭示中共统治的真实，有的是为了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共产专制的残忍，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经历的这些苦难写出来，等于白活。”然而，他们的写作动机中都缺乏二战后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
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是指这样两层意思：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其他人却没有，幸存者对那些丧生的同伴（同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另一层意思是，我幸存了，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我作为人类的一员，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失人的责任。中国人习惯于用“又不是我把他们杀死的”来解脱责任。没有人要求幸存者一定去负什么责任。但是幸存者的那种“没能保护好同类和我一样活下来”的“内疚感”则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人的境界。这种负罪意识正是来源于人的同类意识。而这四部较有影响的揭示苦难的作品同时都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是偶然。
宽恕不等于遗忘
正因为中国人缺乏生命意识、同类意识和幸存者的“负疚感”，才导致中国人对苦难的遗忘和对残杀者的“宽恕”。但是，宽恕不等于遗忘，更不等于可以不追究责任。宽恕邪恶和不追究责任就是为将来可能再出现的屠杀提供“许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宽恕”为美德，但是却经常在宽恕中丧失了坚持是非的道义责任。例如日本宣布投降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马上宣布：“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以此淡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中国人也相当不同。例如，美日两国二战后成为盟国，关系一直友好，但美国照样在夏威夷修建“珍珠港事件纪念馆”，强烈谴责日本的偷袭和残杀。在馆内放映的珍珠港事件影片结尾以宣誓的口气说，如果我们忘记了当年的遇难者，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美国代表著什么！
而犹太人不仅在世界各处建浩劫纪念馆，还50年来不断地坚持追查缉拿当年的纳粹分子。《纽约时报》经常有这类报道：79岁的前纳粹帮凶托威尔今年在法国被查出，法庭对他半个世纪前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进行了审判。50年前移居阿根廷、现年81岁的前纳粹分子培勃科不久前被查获，将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审判。美国一著名德裔教授因学术成绩斐然，逝后该校悬挂了他的画像。犹太人社团经过多年的查找和证据收集，最后确证这位教授当年帮助过纳粹，要求那家大学摘下他的画像。
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不会影响我们和已经放弃了军国主义的民主的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和发展贸易往来。战后的德国因为认罪、制裁战犯和进行战争赔偿而更好地发展了与以色列、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友好关系。而日本则以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中国而强硬地拒负战争责任。那么，中华民族，这个历来被称为“最要面子的”民族，是否在遭受日本强暴之后，就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顾自尊地放弃追究日本的责任？
拒绝遗忘，才会强大
中国人已把人类的健忘本能发展到惊人程度。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仅忘掉了“918”，忘掉了被日军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而且对中共半个世纪来迫害至死的几千万人以至几年前的六四屠杀也麻木不仁。纽约有30多万华人，可六四纪念遇难者晚会，只有约三百人参加，不到纽约华人的千分之一。据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六四”时至少有上千名学生和市民遇难。对此淡忘的人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六四遇难者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你的丈夫、妻子或者兄弟姐妹，你是否还要冷漠？如果对这样的事实你也不动情，那么如果那个“名字”就是你自己，你还能忘记吗？！
第一个提议修建华府“浩劫博物馆”的犹太作家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词中说：“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中国人只有拒绝遗忘，永远记住“918”、“77”、“文革”、“64”，提高每一个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嫉恶如仇，坚持道义，才可能结束共产专制，建立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避免“918”等可能的外部侵略和类似“64”的内部屠杀。在一个民主自尊的中国面前，日本政府才可能对当年的侵略认真地道歉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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