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2年2月）

离乡返京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但我的心里还在一阵阵地发痛。

不敢回首回乡时发生的那一幕幕场景，不敢回想家乡亲人们那一张张苍老无望的面孔，不敢看电视中那色彩斑斓的喜庆场面，不敢听那甜美的“马年大吉”的声声祝福。

低矮的房屋，简陋的陈设，布满灰尘的房间，脏兮兮的衣服，黝黑的皮肤，流着鼻涕的孩子，冻得红肿的粗糙的双手，呛人的劣质烟味，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的集市……

作为科举考试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一员，我一直以农民自居，一直为自己的农民出身、农民身份而自豪和骄傲。然而，这一幕幕场景却无情地提醒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早已与自己的家乡亲人们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分处两个相差悬殊的等级。我早已成了家乡的弃儿，无根的游子。

还是熟悉的田野、熟悉的街道，还是熟悉的人群、熟悉的乡音，不熟悉的是他们的生活遭遇：有的在家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一个汗珠摔八瓣地干活，到收成后去掉各项税费已被榨得所剩无己；有的因为想生一个儿子（不在农村生活的人可能意识不到没有儿子对这个家庭会意味着什么），被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罚得倾家荡产；有的年近半百还要给人家做苦力，为挣几个钱干着折寿的活，腰酸背疼地彻夜难眠，第二天清早还要照样爬起；有的因为承受不了因贫穷而导致的家庭变故，精神几近失常，最后只好皈依了基督教，希望以此寻求心灵的解脱；有的不甘家庭的贫穷，想做点买卖，辛苦下来却是血本无归、负债累累，以致过年时债主纷纷上门讨债，只好四处躲藏；有的在城市打工时生了病，无钱在城市做手术，忍着病痛坐车回家，求医于医术低的乡间医生……我惊讶地发现，不论是在家的还是出外的，不论是务农的还是经商的，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论是安于现状的还是想改变现状的，家家生活得都是非常艰难，家家几乎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可谓“不幸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各家有各家的不幸”。

几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第三只眼睛”就告诫执政者：历代政权都毁于流民之手。近期社会上又流行一种观点：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他们以为，只要农民有一亩三分地，只要出产的粮食够吃的，农民就不会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就不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执政者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这里的问题是，农民可不要生病，家里可不要盖房，孩子可不要上学，儿女可不要结婚，结婚后可不要超生，当然更不要摊上官司什么的，因为哪怕你沾上一样，生活的重担就足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永世不得翻身”。

您千万不要以为我说的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个别的穷山沟的情况，也不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十年九灾之地，我的家乡位于冀东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道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方便，气候条件正常，距离京津两大都市都只是咫尺之遥。

过去的一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虽然家乡的农民过年时照样说“见面发财”，但这一年给他们带来的可能不是发财的福音。那位去美国访问时和美国签署农业协议的大人物后来说：中国入世了别人都高兴，就是他不高兴，他最担心的是农民、农业出问题。我真不知道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对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农民而言会意味着什么。顺便提一句，这位大人物在我那些淳朴善良的家乡父老中威望极高！他们视他为污浊官场中正义的代表，真正为贫弱百姓说话的人！

从大处看，我们国家经济年年增长，国力年年提高，国际影响年年增大，城市的道路年年拓宽，高楼大厦年年增多，去年还“风景这边独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与农民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说我们国家的农民数量占到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才应当是这个国家真真正正的主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把“心系农民”作为我的座右铭，并把这几个字郑重地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我上的是农业大学，学的是农经专业，干的是与农民和农村相关的工作，改变农民的命运也是我命中注定的奋斗目标。然而，回首往事，蹉跎岁月十余载，我为农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究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困惑，我失望，我彷徨。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
我怀着负罪的心态，跪在家乡的土地上，抬眼望苍天，从心底里大吼一声：

我苦难的乡亲们啊，农村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农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每当此时，我都会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