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此为一篇旧文，希望导斌等人也能有一份这样的从容和乐观。晓波) 有些教徒以侍奉上帝的名义逃离尘世的苦难，退回一己的内心冥想，并以为这就是纯粹，但这恰恰有悖于基督教的原旨。耶稣就是为了承担尘世的苦难才信上帝、才走向十字架的。响应上帝的召唤，就是一个人以整个生命负责，就是在不信任中寻找并抓紧信任，就是在无望中满怀希望，就是在苦难中体验受难的幸福，在悲观中保持乐观，在锁链中争取自由。 敬畏和谦卑，包含著坦然面对厄运并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信心，在危险中学会战胜恐惧，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坦然与苦难相处，这就是朋霍费尔的圣徒人格的启示。如果人与人之间有著充分的相互信任，上帝就不必献出亲子的生命；如果独善其身就能使人性完美，耶稣就不必进入人群中，与那些低贱者相处。爱敌人是爱的绝对的极端的表达，它意在证实上帝之爱无界限，浸透和包容一切。凡人达不到这种爱敌人的境界，唯有耶稣才能。以耶稣的榜样作为激励的凡人，在达不到神之爱的境界之时，至少要努力达到宽容其敌手或对手。 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朋霍费尔是自投地狱，却在人间地狱中成就了信仰的天堂。1939年，在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在德国肆虐和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之时，他正在美国巡游讲学并公开抨击纳粹主义。他本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一边享受著异国的自由和安全，一边隔著辽阔海洋谴责纳粹，对于他来说无疑于灵魂犯罪，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的重建。」这与其说是向朋友表白，不如说是自我激励。他离开自由而光明的美国，回到极权而黑暗的故乡。结果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他因反纳粹而被捕入狱，就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9日，在关押他的佛洛森堡集中营被盟军解放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场。此刻，他仍然没有后悔当初决然回国。 朋霍费尔以生命的代价分担了同胞的苦难，赢得了参加战后重建的充分资格。虽然他的肉体已经无法加入重建者的行列，但他的行为本身和留下的《狱中书简》，却深深地影响了二战后的西方神学，为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人格及精神遗产：以一个甘愿上十字架的殉难者的不朽亡灵，参与了人类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 在失去自由并随时可能走向终结的苦难中，朋霍费尔始终平静地对自己微笑，彷佛他是一个从一出生就只会笑的怪物，孕育他生命的母体就是一个诞生生命奇迹之地。他之所以能够保持绝境中的希望，发出开朗而令人惊奇的笑，就在于他始终信仰著。他的文字不只是用来表达悲哀了，更是表达欢乐的，其份量沉得比任何绝望都丰富。正如他在临刑前向狱友告别时所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狱中的朋霍费尔，既悲观又乐观：他的悲观主义──不让幸福变成甜蜜的毒药；他的乐观主义──不让未来落入恶棍之手。 在当今世界，有没有宗教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仅是耶稣的典范力量。圣子的神人两重性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只有神性的耶稣是对上帝恩典的歪曲，无视人间悲剧的冷酷和怯懦更是对上帝的背弃，唯有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的圣子，才能怀有对人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切，才是上帝恩典的力量之所在。耶稣死而复活只是象征著圣子受难精神的永存，圣子参与上帝在尘世的受难的启示。具体到我们的处境，唯有对我们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抱有朋霍费尔的胸怀，我们才能在苦难中活出欢笑和幸福，在无灵魂的社会里发现生命的意义。 亲爱的霞：坐牢正是参与尘世苦难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放弃的，纵使我们改变不了甚么，但我们的行为起码可以证明耶稣精神仍然活在人间，朋霍费尔的榜样正在逼视和召唤；在无上帝的现代世界，耶稣精神是唯一能够抗衡人类堕落的信仰力量。正如朋霍费尔所说：「产生行动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准备。」 耶稣的实在性必将证实人在本质上是「希望著的存在」，而非徒劳的幻觉性存在。无论在失败还是苦难或死亡的面前，人的希望都将对自身做出终极的肯定。最深刻的肯定就是面对绝境时，仍要挣扎著为希望而生存下去的乐观勇气。理性告诉我们：人不可能真实地想像或体验死亡，我们的生命本能会从这种对死亡的想像中退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之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向死而生的存在勇气是虚构的。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确实存在著对屈从于死亡的终极否定，即怀著永生的希望吁求上帝，这种吁求就是向死而生的勇气。 在伦理上拒绝死亡，就是在信仰上依赖上帝。 在这种希望中，此生的苦难和绝望皆被抛置身后，皆得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合理解释。没有希望，便无从在苦难中发现意义。不理解希望也就是不理解人的存在。所谓生存的勇气唯有希望才能给予，而希望来自神圣，来自爱、来自耶稣的十字架。 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人的存在的质量视其接近上帝（神圣）的程度而定。没有神圣价值参照的生命只是一种深渊似的贫乏。因为人的生命能够从入神的能力和信念中获得存在的丰富性和高贵性。形而上学的维度所无法证信的东西，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加以证信，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虽有延绵，但无意义，至多留下一堆物质垃圾。换言之，无神的时间便不是生命时间。在信仰者看来，任何权力最终都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权力没有超验之维，终将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气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则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视邪恶，并克服人性的软弱所导致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被自我恐惧逼入作茧自缚之中。 如果人退却了，在本不该屈膝的时刻就屈膝了，没有坚持住那一瞬间，即使经过反省之后，想用漫长的余生去弥补或赎罪，也无法找回那一瞬赋予生命的终极意义。一生坚持毁于一旦是常有的事。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只要有了这个一旦，就再没有真正的坚持了。活出意义来不易，活得虚无更难，人的生命的根基处生长著意义的种子和希望的萌芽，这是无法彻底毁灭的种子和无法彻底根除的萌芽。凡是有深度的虚无主义者，皆是太想活出意义来的人，是在感觉到意义的匮乏和存在的虚无之时，想战胜虚无的人。这样的人肯定不是虚无主义者。卡夫卡不是，尽管他对生命之路抱有怀疑；加谬更不是，尽管他想做局外人，但最终成为了反抗者。《鼠疫》就是一部反抗虚无的经典。包括西西弗斯的行动，其徒劳不是虚无而是意义，它为后人留下了借题发挥的宽广空间，以至于这空间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人类境况的永恒象征。 由信仰而得到的灵魂净化也许会受用终生，舍己救人是一种宗教性情怀，唯有信仰才能与人性之恶的肆虐抗衡。在狱中保持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夸大苦难甚至比夸大幸福更愚蠢更轻浮，危险之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记住朋霍费尔的告诫：「最重要是，我们决不能向自怜让步。」 1998年10月于大连劳动教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