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和圈地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敏感词。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敏感词”涉及到“农民的利益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农民问题”，毕竟在中国的人口农民占多数，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而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即便会掉脑袋也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跑？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这两个字，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多的是农民，“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还是中国的农民。当时的农民，共产主义理论恐怕一时还弄不明白，但是跟共产党跑，跟共产党干革命，就会有土地，生活就会有着落，就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这一点农民是非常清楚的。需知，过去几千年统治者没有一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腐败的国民党呢？却帮着腐败官员，帮着大地主加快了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没了土地怎能生存？农民就绝望了，说当时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点都不过分，“土地革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过程中提出了，在解放区还真地实施了，农民看到了希望，怎么能不铁了心地跟共产党跑？！

“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快地得了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能得了农民，得了农民的心，就是将“土地”给了农民。“人民公社运动”为什么会遭到彻底的失败？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乌托帮，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了回来，结果呢？温饱问题又重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突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为什么那样得农民的心？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最最简单地说，就在于共产党将收回了的“土地”又重新“还”给了农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空前高涨了起来……所以，中国有许多社会问题说复杂就特别地复杂，说简单也就特别地简单。以中国农民问题来说，追根溯源，就是“土地”两字，“土地问题”解决得好，可以说是基本无碍；解决得不好，就容易出乱子，社会也就不会太平。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将这个成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土地问题”彻底忘掉了。于是，就发生了当今所谓的“圈地运动”。而这个“圈地运动”的实质，就是让许多农民重新失去了土地。有没有根据？有。据中国青年报报导，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据统计，一九八七年至二○○一年，大陆非农建设占用两千三百九十四万六千亩耕地，至少三千四百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土地。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作了如下的保守估计：“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8000亿元代价的话，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而这两年农民的失去土地的势头更猛、更烈，农民的损失当然也就更猛、更烈。

有经济学家说，城市要发展，工业要发展，而发展就要土地，就要付出代价，难道不应该？而我说，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错误有五：一是城市、工业的确要发展，然而发展需要科学的计划，如此大规模的、盲目的圈地早就失去了发展功能。二是发展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难道必须由本来生活就处于生活温饱线的农民承担吗？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歧视农民、不将农民当公民的阶层偏见；三是若是发展是为了社会、为了人民，倒也像是个理由，然而现在的发展呢？为了“父母官”的所谓的政绩，为了他们的面子，更有一部分是以发展为名，大搞腐败，如今的圈地成了迅速成为富豪的代名词。四是有不少地方的圈地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断其农民继续生存方式进行的，因而造成了大量“社会游民”的产生、社会矛盾激化、失地农民的反社会情绪增加和整个社会两极分化趋于严重，难道这种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五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就根本不应该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作出了无私奉献的农民，以这样野蛮的、近似于掠夺式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圈地方式去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带有血腥味的，是一些地方“父母官”忘本的表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得非常好：“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

土地不仅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命根子，也是13亿中国人民生存的命根子。要记住韩俊先生提供给我们向这样一个数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耕地0.18公顷，每公顷耕地養活5.5人。2000年人均耕地減少到0.105公顷左右，每公顷要养活9.6人。我国耕地供养人口数，远远大於世界平均值，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來越大。因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來保护我們的民生之本。”所以，土地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如今社会掀起的土地监管风暴。

但愿我们的社会将这场针对“圈地运动”的土地监管风暴持续地、长久地括下去！

但愿我们的社会将这场土地监管风暴与反腐败风暴联在一起，将那些肆无忌惮大搞“圈地运动”的腐败分子统统揪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监管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