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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感
从念小学开始，大凡有重要的表格要填写，每次都会有“出身”或者类似的一栏。我从小就被告知是要填上“贫农”的；事实上我的父亲是镇里的初中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于是似乎还不是根正苗红的“贫农”，但为什么要填上“贫农”，则是我说不知道的，而且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出身，也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幸而小时候被告知怎样填写就怎样填写了，长大了又照着小时候的路子填，因此竟也觉得习惯——任何东西一旦成为习惯，便不会有人再去追究其合理性与历史来源，一任这习惯往前下去。直到打开这本《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我才知道，“出身”这名目，原来也有历史，而且“源远流长”着。
我必须承认，当我读着这本书的时候，眼前时常模糊起来。一方面是心在绞痛，一个与我同龄的思想青年，竟因为几篇影响较大的文章，便活生生地被虐杀了。另一方面则是迷惘，“黑七类”、“红五类”各类人的具体对象指的是什么，“联动”等术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背景，书中没有编辑的注释，我们“文革”后出生的这一代，对此已经完全陌生了。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幸事也是不幸，所幸的是我们的忘却证明我们已经不再有遇罗克时代的那种因出身不好而遭受的痛苦，出身如何，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似乎基本没有多大影响；不幸的是我们的忘却意味着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梳理，历史的教训没有被汲取，这个来自遇罗克的时代，站在遇罗克的鲜血洒过的土地上发言的时代，对遇罗克已经十分隔膜，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英雄，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呐喊、斗争、流血过，直至献出他最宝贵的生命。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序言中，徐友渔先生把思想者分成两类：“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正是第二种的典型。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里面所讲的都是常识。无论在那个时代以前，还是在那个时代以后，资本家已经可以加入共产党的今天，《出身论》所追求的，都只是常识层面的平等。然而，当我们把这篇文章还原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出身论》的锋芒，一下子如锥置囊中，其锐毕现。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时代。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发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接着就像恶梦一样消失，不留一点记忆的痕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流的学者听从一个政治权威的指挥棒咬住他们的恩师、朋友胡适一个劲的往这个名字上吐口水？为什么会有人理直气壮地论证中国古代的清官比贪官还要坏？为什么大学生、中学生写起文章来那么恶狠狠血淋淋，做起事来那么惨无人道？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荒谬绝伦的观念，居然像瘟疫一样传遍中华大地，把“出身不好”的人们当作鱼肉放到刀俎上。那是一个仇恨的时代，每一种发言都是那么咬牙切齿，不把对方置于死地决不罢休。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宣扬血统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便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象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这群红卫兵不但这样说了，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遇罗克在《“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中为我们保存了一笔珍贵的史料，其中记载了北京六中学生如何杀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19岁学生王光华。这群比法西斯暴徒更加凶残的学生持各种凶器，群殴王光华三十分钟，一个暴徒边踢打王的头部和颈部，边恶狠狠地叫：“触及触及你的灵魂。”王光华第一次被打个半死，不久又再一次被毒打，终于活活被打死了。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这样残忍的暴徒居然仅仅是中学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遇罗克以一篇《出身论》，开始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发出猛烈的一炮。
对比遇罗克的文章与对手的相关文章，我不得不叹服遇罗克的理性与深邃。批评《出身论》的文章，一味地用漫骂代替逻辑，以狂热代替理性，而那种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语气，完全发挥了汉语下流的一面。遇罗克并没有采用那种下流、卑劣的语言，没有用辱骂、恐吓的态度，而是以激情充沛而又稳重有力的笔调展开他富有逻辑的论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平等精神始终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这些文章的中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遇罗克还是把自己掩盖在政治权威、政治路线之下，以此为自己的发言寻找依据。而如果我们阅读他仅存的数千字的日记，一个富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思想者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在1966年4月30日的日记中，他写下读《人是机器》的后感：“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这与当时人们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唾弃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听说大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是哲学的最高峰了，我们还要其它哲学干什么。在5月2日的日记中，遇罗克抄录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的一句话：“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于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遇罗克接着说：“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我们不得不佩服遇罗克在那样疯狂的个人崇拜的时代中还保存着如此深刻的洞察力与怀疑精神。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中，凡是与正统教会思想不一致的思想都被教会以上帝的名义打成异端思想，思想家也成为异端份子遭到迫害。遇罗克面对的是一个在“人民”的名义下大搞个人崇拜与思想专制的时代，他的清醒来自于他的广泛阅读与怀疑精神，这种清醒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价值。由于怀疑精神，遇罗克必然反对那种违反常识，把人当作神来看待来崇拜的思想。在5月3日的日记中，遇罗克记载道：“XXXXX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表达是典型的《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诚实的小孩说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呀”的常识表达。在不把常识当常识看待的时代，常识的表达具有极大的摧毁力，同时，常识的表达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遇罗克应该可以预见，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斗士，在不平等的社会，不平等的时代中争取平等，是何等的危险！他在1968年8月26号的日记中就写下：“加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这几乎是他对自己的激励，同时也成为他未来生命的写照。他践履了自己的诺言，在真理的祭坛上，他献上了热泪、热血，乃至生命。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万千朽骨之上的大将，也不是一时呼风唤雨的舵手，也不是那些在故纸堆与新纸堆里穷经皓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而是那些在个人与社会，异端与正统的对抗中，被彻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终于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以最宝贵的生命去祭奠他们的理想、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凸现其悲壮地主体价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体精神的人。遇罗克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英雄永远以精神意义为标准而与世俗成败标准无关。在没有人的时代，遇罗克在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路上被打倒了，他以个体生命去换取做一个大写的人的资格，于是他成了时代的英雄！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英雄，连同那段血迹未干的历史，却早已湮没在尘嚣日上之中，湮没在歌舞升平之中。批判《出身论》与受过《出身论》的鼓舞的人们，至今不过五六十岁的年纪，然而我们都把《出身论》和它的作者忘却了。在“文革”中折磨人、批斗人，与被折磨、被批斗的人们都还活着，但是我们都把这段历史忽略了。仿佛那只是误吃了某种癫狂药物的发作，药性过后就一切太平了。对我们这些“文革”后出身的人，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历史谱系之中，与被称为“文革”的那个历史谱系完全脱节了——不要说研究那段历史，解决我们有限的阅读那段历史所产生的困惑，就是连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也没有。是的，假使现在向大中学生调查“遇罗克”这样一个怪名字，肯定至少有八九成的人闻所未闻。连回忆都没有，因而一切困惑、痛苦便在遗忘中轻松化解，更不要说什么研究，反思，乃至忏悔！
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被描述、书写、梳理、评价，没有被吸收成为民族精神宝库的一个部分，它便不能成为历史。历史只有被记忆、借鉴，只有与我们当下的现实发生关系，才能彰显其意义；否则，一个事件的发生，只是任时间的水，去洗涤人们头脑中的记忆，一旦麻木，或者简单的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就消失了，从意义层面消失了。一些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状况的历史事件，往往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能量，如果后人没有予以重视，如果后人的态度不是回忆、认识、借鉴，而是遗忘、抹煞、麻木，那么，历史的悲剧必然以另外的形式降临到人们头上。“文革”恰恰就是这种含量极其丰富的历史，而且恰恰就是被遗忘的历史。
在所谓“历史”中，人们常常关注于那些仿佛举手投足就可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人物，而忽视“小人物”及其思想。但一个民族的构成，明显的不止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朽的人物，而且真正的思想亮色，往往没有表现在伟人身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以个人意志对抗权威、社会而被压倒的失败英雄身上。思想史从来就是那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思想家的学说史，谁的思想体系构建地更精致，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更高。但是在不把人当人看的疯狂时代里，争取作一个“人”的那种思想以及行动，比任何高深的学问更加宝贵，更加推动历史的前进与发展。在这样的时代，常识的陈述往往包含着极其朴素，而又极易消失、遗忘的真理，常识面对现实就是一种宝贵的的思想，常识的陈述足可产生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如遇罗克的《出身论》一样。当我们回望那个墨黑的疯狂时代，正是顾准、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这些悲壮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黑夜里发出虚弱的光，正是这光，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彻底的绝望而找到时代的参照系，这些虚弱的光芒终于被黑暗彻底吞没，但是正是他们的存在，使我们更加认识时代的真相。
我们这一代是贫乏的——精神的贫乏。精神的贫乏主要缘于历史感的丧失。当历史沦为论证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工具，我们还有什么历史感可言呢？历史最基本、最简单的功能，应该是记忆，就是“拒绝遗忘”。然而，对脚下这片土地数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流过的血泪，我们便已经忘却了。看顾颉刚的《古史辨》，竟能知道大禹原来是条虫。神话一还原为历史，便显出它的真面目来，并且结论也可以理解，因为有现成的记录着的文献。而属于现在正活着，正春风得意着或者颠沛流离着的我的父辈们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眼里却已经如远去的神话了。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林昭、李九莲，还有太多太多被历史敲碎了梦想，因理想而献祭了生命的人，他们是平凡的人们中的一员，他们并没有宏文大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而他们所要的，就只是做一个真正的“人”，与别人平等的人，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人，就被无声地虐杀了。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度，这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我们的脚下，是否还踏着三十多年前遇罗克们的血与泪，这青色的绿草下面，是否覆盖着三十多年前的骸骨，与三十多年不肯散去的冤魂？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
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我们确实应该忏悔，然而，没有回忆的忏悔是可笑的。首先必须是回忆，只有回忆，才有历史。忘却历史，历史的悲剧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演。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一定还有一批像遇罗克、王申酉这样清醒、独立地思考着我们民族的命运，追求着自由、平等，而后在那个魑魅魍魉的时代里被折磨、迫害，以至被历史忘却的人。这些民间思想必须得到发掘和打捞。顾准、遇罗克这些终于浮上水面的英雄们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思考的坚实起点。这个民族遭遇了太多历史的惩罚，为遗忘历史付出过太大的代价。今天，不要忘却“文革”，不要忘却遇罗克们，但愿不是一个过于茫远的希望。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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