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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赤水河和长江会合处。文革时，合江属宜宾地区。该地区十八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到此地购买。文革后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当然，后来“大寨县”并没有建成。
一九七六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九月十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吃了一惊。
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是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指青壮年男性农民，做一天农活，可以获得最高的十个或十二个工分），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道道地地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的相当一部份农民。
像叶老太爷那样对毛泽东深恶痛绝的人，城市里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四十多元工资，还可以国家牌价购买二十多斤粮食，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
而农民却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吃肉全靠自己养猪。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过年宰杀，一半猪肉必须以自由市场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政府，自己所得的一半要应付全家一年的肉食需要。农民种的粮食，除了上缴“公粮”和“征购粮”，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扣除，如“生产队提留”、“派购粮”、“救灾粮”
、“战备粮”等等，剩下的才由生产队按照各户的工分总额分配。合江是产粮区，大部份农民，全年平均短缺一至两个月的口粮，每年三、四月间，青黄不接，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一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天归还一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不可想象。
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三、四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返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一袋米要了一家三条命。
我家附近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一九七五年十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偷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四个子女，一家六口，全家死绝。
妻子爱清洁，每天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生产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家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邻居叶老太爷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一个学生家庭访问。该农民家的状况，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旧木桌、两条旧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当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农民生活之苦”。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八、九十斤，宰杀，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一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六、七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著一个五、六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十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后期，四川在农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庄稼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六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稻谷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土地多打十斤（粮食），我多分不到一两。自留地多打一斤（粮食），我就得一斤。操这个闲心干啥子。”
一九七五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十个工分或一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竿”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个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有些农民还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城市人搞文革运动的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地真造反，他们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后走了至少二、三十个四川的县市，几乎都见到法院张贴的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是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
的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我猜想，他们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布告上必定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叶姓青年农民，挑了一百斤稻谷去赤水县，加入一个“反革命组织”，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后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贫农，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的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五个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天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共产党。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后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这些活动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二月间，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的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后五百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
我不相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四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七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到城市要饭。“介绍信”写道：持信者系贫下中农，由于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个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十元钱。农民摇头说“不”。
九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个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在电视上看见北京的追悼场面，许多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
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纷纷传言：“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坡地，私分给各户农民栽种。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十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二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狠刹“单干妖风”。四队生产队长王某，复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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