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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反对党制约的政治统治将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呢？若辟开民族整体利益视角，仅就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说，这种政治统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终弊大于利，即促使其由“暴兴”向“速衰”转变。
同事相告：北京街头有位卖冰棍的老太太，闲来无事与路人聊天，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能耐多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搁在老蒋身上早就让他垮了，搁在老共身上什么事也没有，江山照样坐，腐败还有着搞罗。”老人家出语不凡，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这种政治统治既较稳定又易腐败的两重性质。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简单：因为，老蒋身旁有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犯严重错误，否则就会被取而代之，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边则不存在任何能够赶它下台的反对党，不存在任何有份量的独立政治势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错误，也很难被逐出统治者的位子。然而，没有强大的反对党，在短时间内确能给执政者带来某种政治稳定，但长此以往就会给执政者带来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前者可视其利处，如老太太所说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后者则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说的“腐败还有得着搞罗”，即腐而不治。两者相比，后者更根本些，因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终决定执政党命运的。这种难于克服的腐败倾向至少有两方面表现：
其一，由于缺乏反对党制约而导致执政党在施政举措上为所欲为。孟德斯鸠曾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的权力。同理，我们也可从政党互动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他政党制约的政党，也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都能犯的政党。
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就应该把自己置于某些压力之下、置于某种警钟长鸣而不敢懈怠的氛围之中。这其间最有效的压力，当是来自那些时刻想把执政党拉下来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对党。试想你身边有一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家伙在那儿跃跃欲试，你还敢打盹吗？试想你周围有一些心怀敌意到处寻找你弱点的对手在那儿探头探脑，你还敢随便犯错误吗？尤其是还敢一个劲地犯同样错误吗？
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常提到的斯巴达人，四面受敌，却不设城墙，从而把自己置于一种危境、一种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的危境。这就迫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保持着临战的状态。警觉的眼睛、出鞘的刀剑是斯巴达人最好的城墙，并使他们一度称雄希□。尽管斯巴达人崇尚暴力且好于征战的举动不为亚里士多德肯定，但他们这种置危境而自强的精神倒可以为后人借鉴。
因此，有反对党制约对执政党来说并非是件坏事，反倒能迫使后者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尤其能迫使后者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承受那种“一着不赢，全盘即输”的压力。咄咄逼人的政敌不会让你拥有许多次犯错误的机会，只要抓住你的一两个大错误就足以将你赶下台去。在此情势下，执政者们还敢骄矜、还敢懈怠？还敢像毛泽东那样玩儿似地把偌大个国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
毛泽东政权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反对党，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压力。它的老政敌被解放军消灭了，它的新政敌被公安机关取缔了。它似乎有了一个无人来颠覆的铁打的江山。不过，这种情况对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没有压力，也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了；没有监督，也就不必去循规蹈距了；没有畏惧，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铁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许多铁打的错误。
由于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自己，毛泽东也就不在乎屡犯错误，甚至不在乎屡犯大错误。像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为大饥荒，像导致整个民族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搁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会使执政者下台，因为反对党要追究它灭绝人类罪和灭绝文化罪；但在毛的国家里丝毫不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够借此发难的政治势力。
令人十分诧异，执政者们把常犯大错误说成是“交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变好事。他们竟能在烟波浩淼的汉语词海中找出这么个好词来。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过于送孩子上学堂，交一些学费，长许多见识，并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这词，执政党犯大错误也就被说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学费，就不会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学堂就得年年交。换作执政党话，今年犯错误，明年犯错误，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错误。不过，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因犯大错误而交出的东西，不是什么学费，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于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执政党在运作能力上急剧退化。在生物发展过程中，当来自环境方面的某种生存压力开始减弱乃至消失时，生物体中原先具有的那种用以应付这种压力的生存能力也会相应发生退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人的体力劳动逐渐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人的体能也在发生变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肥胖症等。
不过，人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方面的变化。比如，面对上述劳动方式的变化，许多人积极从事体育运动，甚至参加体育比赛，有意识地向自己的体能施加压力，要求自身必须具备较大的承负力量和较快的运动速度。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人们通过艰苦锻炼而予以适应，进而维持乃至增进自己的体能。
同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反对党完全消失时，执政党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种应付政治挑战的生存能力也会随之发生退化。消除政敌与弱化自身抗衡政敌的能力，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那种完全排斥政治异己力量的一党专政体制，表面看是便宜了执政党，实际上是宠坏了执政党，弱化了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执政党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与反对党持续竞争的位置上，放在后者不断给予的压力下。这就像上述为了防止体能退化而把身体投入到体育运动中以承受各种生理压力一样。一个最切近例证，就是台湾执政党一方面因开放党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因开放党禁而获得相应的承受能力。国民党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泽东的国家里，执政党不屑于同反对党进行政治竞争，也根本不允许有这种竞争发生。长此以往，执政党也就渐渐不知什么叫反对意见、什么叫政治压力了，故而变得骄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国人的话里，骄傲一词总是与退步一词连在一起的。执政者愈是自以为是，其执政能力愈是退化。
执政者们渐渐变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来了。他们说得很好，做得却很一般，甚至很有问题。
由于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督察他们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们喜欢许诺、喜欢讲大话。由于又没有政敌能够有效地诘难他们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们爱把自己的许诺和大话编成童话般的东西。例如，他们曾作过这样一些很能打动人的许诺：
─大约50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年毛泽东语）(1)
─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1957年毛泽东语）(2)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这里主要是钢。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8年毛泽东语）(3)
─争取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用语）
几乎每一次所谓“继往开来”的大会，总有那么几句老话：过去，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未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诚然，人们不应一概而论地反对许诺、反对用美好的希望来振奋精神，但人们必须反对轻率的许诺、反对许诺者在许诺应该兑现时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说过的样子。其实，人的一些许诺真要是没有兑现的话，也不都是什么了不得或过不去的事，因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难，不是样样都能说到做到。问题是许诺者不论做成了还是没做成他所许诺的事，总得给他所许诺的人一个交代、一个认认真真的说法。志过大、眼过高，也就显得才过疏、手过低了。毛泽东号召亿万农民多产粮食，可自己并不清楚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粮，有意无意地诱发了一颗颗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他又号召全国人民大办钢铁，可自己也并不清楚那些土制小平炉小高炉究竟有什么样的技术参数，结果与其口号相伴生的是千百万□钢渣铁渣。他想搞“大跃进”运动，却不具备现代生产知识，同时又没有反对党来泼他的冷水，来敲打他、奚落他。这就使他越发自以为是且一意孤行起来了，最终把“大跃进”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开放后，第二代执政者也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和竞争而表现出某些志大才疏的品质来。他们关于改革的设想大多属原则性的、口号性的，很少附有较具体、较精当的实施方案。并且，他们的许多改革设想并不是自己原创的，而是取之于他人的，仅是对老百性已有的改革愿望以及改革实践的一种顺应和认可。例如，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制，就是由农民自己创设的，而那些领导者们只是在当时没有反对在事后予以肯定而已。
他们被称作“设计师”，其实在许多方面倒像是“啦啦队”加“督战队”。他们先是拄着拐杖，敲着地面，大声吆喝着别人朝前跑、加油跑，至于别人怎样跑、采取什么具体方法，那是他们的事。“啦啦队”管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后来发现这些人跑得不如他们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抡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责怪他胡跑一气。“督战队”不能不显示威严。你们跑得好，是因为我督导有方，功劳在我；跑得不好，是因为你们不听话，过失在你们。我是大权独揽且责任不负。
不过，话说回来，要求那些八九十岁的“设计师”们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们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体策略，似是过于严厉了，似是缺乏对于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为，年纪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权力的人，这是历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才能的人，这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总不会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更有朝气，也不会比中午十二点钟的太阳更显辉煌。否则的话，就是在对抗自然法则了，就是在嘲笑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如今成了一个只是在天将黑时才显出迷人景色的夕阳民族。
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累着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民族为什么要这样不照顾这些老人家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东颠西跑指手划脚而不回家安养天年呢？
这原因恐怕还是出在体制上，出在一党专政上。由于没有真正的政治竞争，没有能取代他们的政敌，故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顺理成章地占着位子不让。由于又没有真正的制度约束，没有能管着他们的法规，故又使得这些老人们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国家机器，并因此而使政权行为蒙上浓厚的老人色彩：言语嘟嘟囔囔，举止哆哆嗦嗦，说不清楚，做不稳当。
没有反对党的威胁，执政者的位子总是好坐的。中国史上那些至高无上的龙椅中，安坐过许许多多老态龙锺的人，以及许许多多由老人们抱上去的无知寡能、呆头傻脑的人。
这种因缺乏党派竞争而导致统治能力退化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执政者的一些经济作为中和一些政治作为中。
例如，在搞大规模经济建设上，常常是虎头蛇尾，形成了一种姑且叫做“打摆子”的模式：先是发热，高烧四十度，大干赶上，上速度，上规模，恨不得马上实现共产主义，马上实现现代化；接下来便是发冷，浑身打冷战、大砍骤减，减规模、减速度，项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盖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年的“大跃进”，开始时说有多热就有多热，什么口号也敢喊，什么指标也敢订；三年后说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数千万，财产丢了上千亿，整个经济非但没有“大跃进”，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打摆子”模式。温差较大的“摆子”至少发作了三次：八四年发热，八五年发冷；八八年躁动，八九年寒颤；九二年又膨胀，九三年再紧缩。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脑子来看着走、想着走，而是通过撞在树上、跌到地下觉着疼了再调整方向接着走。这种通过疼痛感来调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类似软体动物仅根据触摸感而作出蠕动的前行方式，显现了一种不怎么高级的生存能力。
又如，在处理突发性政治事件上，毛的执政党也常常手忙脚乱，缺乏应变能力；常常将小事闹大，将大事闹砸，将动嘴动舌的事闹成动棍动棒的事乃至动枪动弹的事。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以言论开始而以棍棒结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则更进一层，以畅所欲言开幕，以枪弹横飞收场，老百姓死伤无数，长安街血迹斑斑。前者是在毛活着的时侯发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处理的。后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创设的那种不受制约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的，是由与他权力角色相仿的那种说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的。后者闹得规模更大，其间所显示出的政治应变能力也更难让人恭维。
若撇开政治倾向不说、仅就应变能力而言，此时执政者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只做了早年许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干成的事情。一九二七年，为镇压以工会农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并用砍刀梭标半武装起来的长沙工农群众，许克祥只用了一个团的湘军。一九八九年，为弹压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北京市民，掌权者竟调动十几个番号的野战军，乘装甲车入城，用自动枪开路。
这是尽用天下雄兵对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无足以称道，却被事主说成是威武之师的壮举。说者不觉颜面发烧，听者倒是满脸通红了。俗话说，天底下最怕两种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脸的。“八九风波”同时成全了这两种人。
再说对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动用一般武装力量，便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一开始就动用像三十八军这样的王牌军，似是滥用军力。
此三十八军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战争时由彭德怀统领的红三军团，彭军团向以善打硬仗着称。抗日战争时，该部隶属八路军主力师115师，是其基干部队。第二次国共战争时，该部隶属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是其“第一主力”。朝鲜战争时，该部又因其战场表现而被彭老总呼之为“万岁军”。这是一支战功卓着的部队，堪称中共武装力量的精华。
一般来说，善用兵者不轻易动用主力部队，如林彪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就将三十八军（时称第一纵队）留置高桥待命，以作战役预备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又如彭德怀在朝鲜战争转入僵持阶段时，便将三十八军撤到后方休整，以作战略预备队，也打算用在最后关头。可是，1989年的主事者一开始就用上了王牌军，并用它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如同打牌一开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并打得不守章法。这是在用王牌军打烂仗，打有损军威的仗。处理“八九风波”的领导人主要是部队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军队统帅出身，故多从政治功利情况考虑，而不能像彭德怀、林彪那样多从军队自身情况考虑，不能像他们那样慎用军队主力，爱惜王牌军荣誉。
据说那些主事者们善于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么样，牌技不高，牌风不正，最后连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讲道理，你却大打出手。不论人家讲得怎样，只要你一动粗手就输了理。这表明你：或是不敢讲道理，理亏得很，即“德”有问题；或是讲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问题。
执政党曾经是一支很富有献身精神、很富有战斗力的队伍，出过许多英烈、有过许多胜利；如今则变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间假公济私者比比皆是、平庸无能者处处可见。何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有国民党对它制约，有各种政治势力与它竞争，故使它不得不竭尽全力行事。后来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敌，暴力统治又替它取缔了新的政敌，故使它处于一种既无强敌对之制约又无强敌与之竞争的境地，进而使其生存能力渐趋退化。这就像那些土豆一样，在气候寒冷的北方长得硕大而多有光泽，移栽到气候温暖的南方反而长得瘦小而多有疤痕，并且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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