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的一天,我插队落户的那个生产队迎来了一件喜事:生产队长向儒美从公社革委会开会回来告诉大家,毛主席他老人家关怀我们贫下中农,给我们生产队供应了一批紧缺物资,共有一支牙膏、一块肥皂、一钱糖精。这的确是一件喜事,因为那时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物资却空前匮乏,很多农村小孩长到七八岁还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这下一次来了三件,怎不令人高兴?但贫下中农们稍稍高兴了一阵子就发愁了:全队33户近200口人,怎么个分配法呢?大家七嘴八舌嚷了一阵子,想不出个办法来。还是见多识广的向队长聪明,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牙膏就归知青陈祺吧,反正我们贫下中农不兴刷牙;肥皂切成33颗,全队每户一颗;至于糖精嘛,一共才一钱(一斤的百分之一),实在不好分,过几天不是要割谷子吗,大热的天,到时挑担凉水来把糖精放进去化了,大家都来喝。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嘛,人人都有份。”几天后开镰割谷子了,那天赤日炎炎,热得社员们一个个挥汗如雨喉咙冒烟。正午时分,只听见向队长站在田边一声高喊:“来喝糖精水哟……”青壮年们便放下手中的镰刀,从稻田里爬上来;光着屁股在塘坎上嬉戏的小崽儿们撒开了小腿;在山坡上劳作的老人们也放下了锄头蹒跚而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贫下中农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两只水桶,水桶里荡漾着刚刚挑回的清凉明澈的泉水,向队长如同君临天下一般很神气地将包糖精的小纸包打开,轻轻地小心地抖动着,那些闪亮的细沙般的晶体便“沙沙”地滑出来,慢慢溶入水中。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屏声静气,俯视着糖精入水时泛起的极细微的涟漪。但“歪二哥”却早盯住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水瓢。糖精刚刚溶解完毕,人们便开始躁动起来。只见“歪二哥”呼的一下,早已将唯一的水瓢抢在水中,伸进桶去“咣”的一声,便舀起来一大瓢,然后歪着脖子痛快淋漓地喝起来。“歪二哥”年仅14岁,因幼年患病造成脖子嘴巴高度歪斜,嘴巴歪到一边,咧开嘴只见大牙不见门牙,他这副模样再加上一个大水瓢架在嘴上——其实是架在耳朵下面,可以想象其喜剧效果,更兼他赤着上身,糖精水通过喉咙“咕噜咕噜”往下灌时,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肚皮有节奏地起伏并一点点胀大,就象慢慢吹大的气球一样。满满一大瓢水一会儿便灌进了“歪二哥”的肚皮。周围的人迫不及待地去争他手中的水瓢,谁知“歪二哥”抹了一下嘴,又将水瓢伸进桶里去“咣”的一下,气也来不及换,就又将一瓢水“咕噜咕噜”灌下肚皮去,肚皮顿时胀得亮起来。水瓢马上被一个身强力壮的贫下中农夺了去,然后又是一阵“咕噜咕噜”。这时忽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是要喝糖精水,我也来喝一点嘛。”原来一直卧病在床的罗婆婆也被孙子背来了。一会儿,糖精水已变得浑浊不堪,舀水的人们把手中的谷粒、泥浆、汗水都掉了进去,但“咕噜咕噜”之声仍不绝于耳。在人群外,远远的,有一个孤零零的老妇向这边瞅着,试了几次也没敢过来,她叫蔡心珍,是地主分子、阶级敌人,“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没她的份儿。顷刻之间,两只大桶就见了底,这时还有大部分人没喝到,在一边瞪着眼抱怨。“歪二哥”却捧着肚皮说了一句大老实话:“格老子甜都不甜!”也是的,一钱糖精(价值0、28元)怎能让两大桶水甜起来呢?此事过去了30年,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