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诞辰110年，各路毛派和某些商家怀着各自不同动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而大出风头。毛家亲属也纷纷出版回忆录，盛赞作为伟大领袖和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对绝对权力的贪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被现政权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他们也要“子为父隐”，至多说几句“好心办错事”的搪塞之语。 事实上，被捧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狱的恺撒；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刻，站起来的只有作为奴隶主的唯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战友）全部作为奴才跪拜在地。“没有共产党就新中国”的歌词，应该改为“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 我曾翻阅过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虽然经过精心编选，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脑中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便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消灭蚊虫的数字；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审判的具体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行文修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也不会放过。他对除四害的要求是：“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文稿》第七册P4）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一个极权者手中的一支毛笔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为，毛泽东把所有人都作为权力的工具和敌人，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远隔大洋的美帝，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到低级的麻雀。在毛掌权的二十七年内，连续不断地全国性整肃运动，毛大都要定出敌对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亲自圈定杀人的比例，比如在镇反时期、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毛所圈定的敌对分子比例大都占全国人口的5％以上，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论，5％最少也要有几千万人，加上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熟人等，其比例之大几乎搞得人人自危。仅50年代胡风一案，受牵连者就高达上千人；50万右派会牵连多少无辜者，没有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文革时期的全面内战中对“九种人”的整肃，受牵连的人数不会少于上亿。在毛泽东与人为敌的极权政治中，既有太多的国人被制造为敌人并消失在阶级灭绝之中，也有太多的“亲密战友”被打倒、被羞辱之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最典型的例证是靠吹捧毛泽东串升为钦定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 同时，除了不断地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之外，毛泽东对他依靠的力量——工农大众——也充满蔑视性敌意，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再造共产新人运动，就是毛泽东蔑视民众的最好例证：不相信民众具有自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而必须由伟大导师的引导才会生活。这种敌意的极端化甚至殃及动物，荒唐的“除四害”运动就是明证。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有敌人？为什么“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敌人？答曰：只因为他是极权者。 只要是极权者，眼中就只有权力，再无其他“一切向权看”便成为其信条。他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他，统治逻辑和做人逻辑的合一，公共行为和私人行为的不分，吃山珍海味、衣绫罗绸缎、住深府毫宅、玩成群妻妾，既是个人生活的享受，更是绝对权力的炫耀，与造核弹、放卫星、大阅兵、搞运动的广场式炫耀，本质上毫无区别。 极权者是人类中最贪婪最自私的个人，因为他把最大的公益资源——统治权力——据为己有，不让任何人与之分享。而对绝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制造出难以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在限权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那么在滥权的极权制度中，就只有敌人而没有对手，或者说，为了权力的获取和扩张，极权者会把所有的对手视为敌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灭之，既可以翻云覆雨、心口不一、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也可以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本来，权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极权者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把权力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把公益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至少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毛泽东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夺取全国政权，首先就要夺取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所以，在延安时期，他为保存实力而向国民党妥协，口头高喊抗日而实际上尽量避免抗日；他让在国统区的中共喉舌，尽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要自由”、“反独裁”，而在中共统治的所有地区却实施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通过整风运动进行党内清洗和树立个人极权；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一面高喊“反内战，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锐部队抢占地盘；战局不利时他就和谈并签订停战协议，有利时他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后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成为万众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后，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满足其权力扩张的野心，他要统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对权力，所以，他对内不断地发动清除异己的运动，宁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宁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发动文革来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绊脚石。他对外要充当世界领袖，宁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大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政权输血。他还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权力虚荣，让民众学习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举他的语录，无数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向他朝拜；他让所有的高级奴仆（党内高官和社会名流）为向他争宠而进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不厌其烦地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刘少奇的羞辱和对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为毛泽东的开心游戏的代表。 毛为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而滥用权力的结果，不仅是国家在物质上的贫困，更是整个民族的人性堕落，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毛时代的人际关系，纵向是主奴，横向是狼羊，每个人都参与向毛的献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而冷酷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这种全民的人性堕落使毛泽东开心，更觉自己的英明伟大。 凡极权者皆有惟我独尊的狂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的狂妄，不仅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力狂妄，而且是自视思想顶峰的知识上道德上的狂妄，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就是这种狂妄的典型表现：“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是权力狂妄，“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是精神狂妄。 权力狂妄表现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全盘公有化来彻底剥夺民众的私产及其财产权，通过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的组织实施完全控制，彻底剥夺民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精神狂妄表现为思想上道德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对“道统”解释权的独断来剥夺民众的思想、信仰、言论等自由权利，通过钦定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和再造共产新人的运动对民众进行洗脑。毛自视为全知全能的先知和导师，而把民众视为需要彻底改造的群盲。然而，毛的狡猾在于：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置于无权利无思想无道德的奴隶地位。在夺权时期，他把土地分给农民，许诺与*****党派分享政权，而一旦掌权，他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最后再变成毛的独占。农民不但没有得到一分地，而且被城乡隔离制度固定在农村，农民成了低于城镇人的二等国民，农村成了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而且成了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 毛把划分敌友作为革命的首要标准，仅仅是夺权和扩权的策略而已，而在惟我独尊的狂妄的毛眼中，没有朋友而只有敌人——已经被发现的敌人、正在被怀疑的敌人和还未察觉的潜在敌人。毛以自己的权力意志偏好为唯一标准并强行贯彻之，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以暴力和谎言维护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统治。毛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除了不断地制造出要在肉体上消灭的敌人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次于“消灭敌人”。 斯大林式清洗大都是秘密警察，以消灭异见者的肉体为主，而毛式清洗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是大字报、大批判、批斗大会、游街示众、公审宣判，既要在肉体上折磨之灭绝之，还要在人格上公开贬低之羞辱之，更要通过思想工作、谈心交心、汇报检讨等方式，逼迫所有人进行自我贬低自我羞辱，让每个人在毛思想对照下，灵魂深处爆发自觉肮脏和自辱尊严的革命。向组织交心、向主席汇报、向人民检讨，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必修课，上至国家主席和总理，下至红卫兵和红小兵，无人能够幸免。如果说，阶级专政是对人实施肉体灭绝，那么思想改造就是对人实施精神灭绝，逼迫所有人只认同极权者的价值偏好，让中国只有一个大脑，让亿万人只有一种思想，就等于泯灭国人的精神。 更要命的是，被统治者无论多么驯顺、多么主动地自我改造，也无法达到毛所要求的标准，因为他，压根就不想有任何人超过他，不要说取代，哪怕是接近都不行，所以无论怎样改造也无法达标。 毛是无神论者，却自视为教皇，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并把其他人全都看作魔鬼：或是隐藏着的魔鬼，或是后来背叛他的魔鬼，或是随时可能背叛他的潜在魔鬼。在此意义上，无论从中国古代的“士子之气”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谈论毛泽东和毛时代，国人更应该缅怀和铭记的，不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而是那些付出惨烈个人代价的异见者，是胡风、林昭、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王申酉…… 只有敌人的极权者，尽管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力，但他一定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而没有安全感。也就是说，凡是绝对权力，不仅导致绝对腐败，更导致绝对恐惧，而绝对恐惧必然导致绝对暴力。 极权者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不可能具有尊重民意的为政之德和宽容异见的为政理性，而是对一切异见和公益具有天然的敌意。特别是，当极权者感到自己的权力正在受到威胁之时，其内在的权力恐惧就将向着非理性方向狂奔，把臆造的威胁加以无限的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于是，残忍的暴力整肃便绵绵不绝，直到极权者走进坟墓。长期生活于权力恐惧中的极权者，必然因对权力的贪婪而变态。极权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极权者从不会高枕无忧，而不会高枕无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他总是高度警觉着，可以警觉到时刻瞪圆眼睛的程度，甚至久经历练而把生理上的睡眠变成假寐。他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不会酣睡、不会小睡、不会打盹、甚至不会打个哈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极权者将更加惶恐。 据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记载，毛的恐惧甚至使他把夜晚里出没的猫当作威胁的信号。不仅毛本人如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家人。关于江青的恐惧和多疑，已经有众多的披露，此文不再赘述。这里仅引述《文革中的第一夫人江青与红色公主李讷》一文的有关片断（载于《看中国》网刊2003年12月16日），就知道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会导致多么荒唐的行为。毛的女儿李纳，文革时被“空降”到《解放军报》造反，夺权后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极权者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他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极权者喜欢被噩梦惊醒的夜晚，甚至每晚都被“噩梦”中的“敌人”惊出一身冷汗才过瘾。“敌人”使他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的极权者，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这是极权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极权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把恐惧和施暴作为人生的最大享受，并把自己的恐惧强加于每个被统治者。 对“敌人”的内在恐惧和对制造敌人的权力偏好，通过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意识形态管制，通过滥用权力、制定恶法和封锁信息，而转化为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外在恐怖，以此来享受行使绝对权力的快乐。极权者的逻辑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欢，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要由所有人来分担。”于是，独裁者个人的内在恐惧就把亿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慑之下，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这就是极权者，就是极权者毛泽东的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真谛。 那些崇拜僵尸的人，那些怀恋造反青春的人，那些高举毛的理想，那些欣赏毛在天安门上挥手的形象、毛的诗词和书法的人，终将被毛的极权美学、暴力美感和权谋魅力所吞噬。守着毛的僵尸奔小康的中国，如果不抛弃这具僵尸，很可能在某天被毛的阴魂拖进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