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观看过一场晚会，某著名歌星邀请一位观众上台共同演唱，一位外地的观众勇敢地上台了，当主持人让他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时，那位观众的回答让全场瞬间爆笑。他是这么说的：我来自贵州省，在本地打工，很高兴有机会与某歌星同台唱歌。值此佳节，我谨代表贵州人民向贵省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笑声中，我清楚地听到旁边一位观众不屑地说：“他以为他是贵州省委书记还是省长呀！”

在中国，常常听到代表这个代表那个的话语，大家都习惯了。也许，那个贵州小伙子为表示友好，也就顺便代表了一下他家乡的人民。不过，他忘记了，在中国通常代表这个那个的是有一定职务的官员，多大的官员就代表多大范围的人民。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情况怎样，是不是任何情况下，总统都可以代表全国人民，而州长就可以代表本州的人民？如果说地方长官可以代表当地人民的话，我想至少书记是不可以的，毕竟一地的百姓不可能都是党员。

前几天，我所在的城市进行了人大的换届选举，我就知道没有人可以代表他人投票的，除非得到他人的书面授权。看来，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力代表他人的。

说到权力，就不得不思考权力的来源问题。前面说的小伙子因为没有得到他原籍人民的授权，所以没有资格代表；帮忙他人投票的，也必须得到他人的授权。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予。皇帝则“受命于天”，故称天子。也就是说皇帝的权力是天然的、神圣的，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国民任何形式的授予。在古代中国，甚至没有“权利”一词，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权利天然地没有任何要求。统治者受命于天，有时甚至也让人民享受到某种程度的权利。但这是统治者在尽自己“牧民”的义务，而非属于人民的权利。因此，人民得到的权利是难以长久，也极不稳定的。统治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他所施予人民的权与利。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中国的传统理论就是这样几乎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阐述，与现代社会统治者必须受命于民的观点恰恰相反。

17世纪英国的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从自然法的角度证明了“人们生来就享有完全的自由”，处于自然的状态的人，进入社会而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通过组成这个国家的人的授权，进而组建政府，形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避免和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当之处。换句话，“当一些人同意如此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

洛克认为，一个未经人民授权的政府是非法的，并实际使其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人民不必再服从。

除洛克外，康德、卢梭、亚当.斯密等等众多西方哲人关于权力的学说，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进而改变个包括东方在内的整个世界，也不可扼制地随着中国大门的开启流入了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即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庄重宣言，推翻了数千年来“受命于天”的神话，也排除了靠枪杆夺取权力的合法性。根据宪法，官员及各级管理公共事务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在网络上曾经看到一种说法：共产党不懂民主。对这种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先声》一书，收录了50余年前我党《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90余篇政论文章。以1945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为例，文章指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强调只有经过人民的授权才是合法的。举凡各篇，对民主、自由与人权都有十分精辟的阐释。1949年后，不仅宪法中明确了权力属于人民。在日常事务中也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并把官员称之为“公仆”，以对应人民的“主人”的地位。

必须承认，目前中国的许多政府和官员并没有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主人”，有的官员甚至以封建的“父母官”自居。有句话曾颇为流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的潜台词里，还隐藏着自上而下施惠的传统意识。而民众只能被动地等待上苍的恩惠，不能主动地选择，在客观上丧失了属于自己的权力。

日前发生的重庆开县的井喷事故，造成了233人伤亡的特大悲剧，我们看到央视把人为造成的“难”，伪饰为自然产生的“灾”，并大量报道得到些微救助的“灾”民（实为难民）的感恩戴德的情形。去年美国也曾发生一起矿难，9名矿工被困井底，联邦政府运用大量资源日夜不停施工，终于使被困矿工全部得救。那些被解救的矿工从井里脱困后，不但不感谢党和政府，反而开口就骂救援人员行动迟缓：王八蛋，你们知道我们在黑暗的井底是如何恐惧么？用了两天时间才把我们救出来（大意）！而救援人员屁都没敢放一个，赶紧把被救者送上等待以久的直升机，直接飞往医院检查身体。

对比两种不同态度，很清楚地看出对权力来源的不同理解，直接造成了统治者与人民地位的高低差别。

中国人习惯接受命运摆布的最主要原因，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包括百姓与官员在内，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权力的来源。少数主张自己权力的民众，却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公民权力每一点点的实现，往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几千年的专制史，统治者把人民看做是饲养的家畜一般，这才有“牧民”的说法。专制思想还把国家放到了一个绝对的和神圣的位置，不可避免造成了把人的生活当成国家的手段这种悲剧。统治者往往打着国家的旗号，使人们为了实现国家的最高最好的目的时，忘却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几千年来，中国所有皇帝无一不是“圣明神武”，而全世界运气最好拥有最多圣天子的国度，其百姓的命运却可能是悲惨的。当君权天授的谎言随着民智的渐开而不再具有光彩时，某些领袖们会把自己的私欲掩盖在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圣光下，巧妙地把自己置换成国家利益和国家统一的代表，让民众产生一种虚幻的荣光而竭诚拥护。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国家和帝国再伟大，也不能与人相提并论。”

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人的生存为了国家。人们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而选择放弃一部分权力组成国家，而不是国家为了人的幸福施舍给人部分的权与利。

意识到权力的来源，人民才可能在授出权力的同时，还拥有收回权力的权力，才能避免那种几千年来悲剧的轮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