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政治哲学史》
刘晓波
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1899-1973）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也就是相对主义的盛行。在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
1，相对主义崇尚“价值中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象“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不过是方法论乌托邦，是思想史上假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群、社会，特别是涉及到对社会制度和历史趋向的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能够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优劣、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在伦理的善与恶等问题上……保持“中立”吗？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学中的“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面概念，就将失去理论意义。而事实上，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在西方的政治学中被普遍接受，说明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已经作出了价值判断。相反，某些持有相对主义价值观的著名左倾知识人对斯大林、毛泽东、霍梅尼的青睐，只能说明西方知识界在精神上的堕落。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怎么干都行”一样，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的制度对峙上，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因为，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事实上，当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社会科学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同时，科学主义也被无神论的极权政权所利用，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神五上天和人权入狱，就是当代的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的最新证明。
2004年1月6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观察》首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