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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所居住的省份最高衙门易主，用官方格式化的语言来说，就是多少届“人民代表大会”多少次会议于某年某月某日“选举”出某人为某省人民政府省长。尽管，这种新闻上至中央级巨喉，下至地方党报小舌都要报道，但却引不起我的多大兴趣。作为该省“当家做主”之堂堂公民，我从来就没有过做主人的感觉。如果说，省衙门的最高行政长官--省长，是一省之最大“人民公仆”的话；那么，我这个主人却并没有行使选择为自己服务的仆人的权力。当然，供养衙门大、小仆人们的赋税，我每年还是照纳不误。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政治冷漠症”患者。我原本还是比较关心政治的，直到现在，我对政治也还拥有一定的热情。但这种热情，时不时地被抑制和限制。因为，这个“国家”，只允许人们有讴歌它的热情，哪怕这种讴歌是盲目的、甚至是谎言；而不允许人们有批评它的热情，哪怕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和理性的。选举本省之省长，我应该拥有一票的权利，甚至还拥有参选的权利，但是这权利却莫名其妙地被“代表”了。而这代表，又被更高一级的代表“代表”了。既然如此，省府易主又与我有何相干。我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幸福，不会因为省府易主而有所增加；我因写作而日日感觉到的不可明状的恐惧，也不会因为省府易主而有所减弱。参政、议政，居然成了“肉食者”们垄断的专利。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肯定会导致公民对社会参与意识的淡漠和无责任化倾向的增强。
说实话，我非常羡慕美国加州的老百姓。去年10月，在加州州长罢免选举中，加州的民众用选票选下了不称职的原任州长戴维斯，选出了新任州长施瓦辛格。当时，还有众多的加州民众表现出极强的参政意识，不甘示弱地站出来参加州长竞选，使州长候选人达到135名之多。尽管，我们的主流媒体用了“闹剧”、“肥皂剧”等恶语对这场选举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但我仍然认为那才叫真正的政治文明，我们对此应该抱有仰慕之心。那场选举是有点过于喧闹，但透明；中国人眼中的“三教九流”都可以成为候选人似乎也有失“体统”，但表现出西方社会机会面前的人人平等。施瓦辛格的最终当选与上面的白宫亦无关，布什总统除了在法律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施瓦辛格助选外，他不敢、亦不能有其它任何左右选举的作为。民众，只有民众，才是选举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选前、选后，施瓦辛格都不会买上面总统和白宫的帐，却一定会买下面民众的帐。如果他企图到白宫去跑官、要官，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中国的省府易主，决不会象加州州长选举那样沸沸扬扬，把所有的民众和媒体都裹挟进去，民众被排除在会场之外，媒体本身就充当着喉舌，起码广泛性和透明度就无从谈起。这种省长选举，也没有任何悬念可言，只有一个省长候选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而永远不可能有其他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并与之竞争。它与其说是一次选举，还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的权力安排；它与其说体现的是下面的民意，还不如说体现的是上层的官意。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科举制，都远比今天的选官制要合理和公正，因为不论出身贫寒还是富贵，考试面前毕竟人人平等。而现在却没有任何的客观标准可言，这就为用人腐败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另外，美国加州州长选举确实耗费了巨资，但经费均来自于民间财团和个人的自愿捐款。而中国的各级人大选举，耗费的资金却都是国家的财政--纳税人的钱。
省府刚刚易主，而主人统辖之内的全省各路媒体，便开始大肆并肉麻地吹捧起来，“平民省长”之类的赞誉不绝于耳。成克杰、胡长青之流在任职期间，不也是被媒体包装成一个亲民、勤政的好官吗？而我们的省长尚未履新，奉承之词便充斥报端。在西方民主国家，新闻媒体从来就对权力保持着一种警惕，并对之进行监督。而我们的新闻媒体却一直对权力保持着一种膜拜，并对之进行颂扬。权力的肆无忌惮、腐败的日甚一日，新闻媒体其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我们不需要一个好的省长，因为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但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不是早就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干坏事；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然而，以建立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迟迟得不到启动，人治却依然在被强化着。
完稿于2004年1月1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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