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athan Mirsky著/廖天琪译述

在毛泽东110诞辰周年的前夕，六名中国知名的知识份子-北京的余杰，刘晓波和其他四名旅居美的流亡人士，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建议，将毛的遗体从雄踞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中迁移出来。这种举动，无疑是中共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来自于民间的最为勇敢的挑战。

最新一期的《开放》杂志上，几位作者建议将毛的遗体运回他湖南的老家，如果这样做：“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

中国的领导阶层曾省视毛泽东的功过。1981年，邓小平曾经对此下过评论，他说，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要对现代中国最巨大的十年浩劫-1966至1976年之间的文革，负主要责任。但是邓又强调，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所犯下的错误，而且毛泽东的功大于过。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毛的巨幅画像至今还悬挂在天安门城墙上，为什么十二月间中国的媒体中还充斥着对毛的溢美之词。北京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毛的军事、哲学和文学遗产还统据着中国人的思维。《人民日报》则更津津乐道：他的伟大成就，光辉的思想和巨大魅力，超出了他的时代，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

想想看，如果德国和俄国的官方现在还继续推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话，那简直是匪夷所思，荒谬绝伦。其实毛泽东跟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等级的摧毁者和暴君。毛泽东从三十年代开始就暴露了他嗜血的一面。历史学家估计，他曾铲除了数以千计的政治对手。以后的十年间，在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之前，他在延安的老根据地又杀戮了大批异己。

五十年代土改期间，数十万的地主富农人头落地。1959至1961之间，毛发挥他的经济幻想，清除一切警告他中国将有大灾难的人，错误的政策导致三千万中国人饿死(共产党只承认一千六百万)。

文革期间，毛建立了一个特种单位，由周恩来亲自指导，专门向他汇报那几百个在他跟前失宠，被投进监狱的领导阶层的老干部，毛要知道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的细节。

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李锐最近写道：“毛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毫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死。”《开放》杂志的作家们告诉我们，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建立了残酷斗争的哲学和对革命的迷信，爱与宽容被仇恨所取代，野蛮的‘造反有理’取代了理性和酷爱和平。人际关系蜕化变质成为狼际关系。”

中外的学者一般都把毛定位于一个思想家、革命领袖、诗人、书法家和文学理论者。专家们把他的生平以1957年划界：这之前，他是一位坚韧卓越的革命家，努力打拼，爬到党的最高层，把支离破碎又落后的中国统一了。之后，毛成为一个疯狂的掌权者，把中国推向暴力和经济萧条之中。

《开放》的文章比较全面：“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然而毛的同路人和他的接班人中，哪怕在他死后，也鲜有人敢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从早期握权开始，不论他如何摆出姿态，貌似英勇地发号施令，他始终明白，自己是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的。这也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紧握政治权力的秘密。《开放》的作者们指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野蛮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和和平，并使‘人对人是狼’的狼性哲学神圣化和崇高化。毛泽东的文体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毛式语言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1973年毛曾举希特勒为例说，一个政治领袖杀人越多，想要起来革命的人也越多。毛如果还活着，一定对中共1989年杀气腾腾地在天安门和全国数十个城市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大表赞扬，并且认为那些抗议者是罪有应得。

最近在美国的一个毛泽东研讨会上，一位北京来的研究毛的教授问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钦佩爱戴毛泽东，是否等于崇拜一个杀人魔？我说，这种崇拜，是中国的悲剧。

(国际先锋论坛报，1/9/2004)
作者原为伦敦泰晤士报东亚组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