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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请教茅于轼先生：“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吗？
茅于轼是我很尊敬的先生，在我们组织的全国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活动中，无论是出发前的培训会还是回来后的总结表彰会，我们都请茅先生参加。在孙志刚和孙大午事件中，茅先生发挥了民间领袖作用，正是在茅先生的鼓舞下，我才写了《孙志刚替我而死》、《孙大午该不会有事的》。
但读了茅先生祭念毛主席的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我很感到意外。我感到意外的不是茅先生对毛主席的评价。对茅先生彻底否定毛主席我早就领教过，那是在2002年的一次大学生调查报告颁奖会上，茅先生是我请去颁奖的嘉宾，我在安排下期调查时，建议同学们认真读读毛主席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学习毛主席的调查方法。茅先生立即纠正我的建议，教育同学们不要看毛泽东的书，说毛泽东这个人不是好人，是中国的罪人……。茅先生对毛主席的彻底否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理解很多人崇拜甚至迷信毛主席一样。但这次茅先生对毛主席好像没有彻底否定,看来茅先生是与时俱进的。
但茅先生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文中，有一句结论——“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我感到很迷茫，不能不请教茅先生：
第一，茅先生所指的“精英”是一些什么人。从茅先生的文章中看，被毛打倒的人全是“精英”，“毛把精英全打倒了，最后只剩下毛一人了”。在茅先生的眼里，毛时代的没有被打倒的十亿人都不是精英。那现在什么人是“精英”，什么人不是“精英”呢？“精英”就是指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留学归国者、资本家吗？“精英”就是指那些处于社会圈中心掌握政治霸权、经济霸权、话语霸权的人？我想请问孙志刚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孙大午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冒死搞承包的小岗村的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初期，冒着风险搞投机倒把、发展乡镇企业的千千万万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中期，千千万万冲破壁垒闯世界的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千千万万为了维护权益、追求正义、千里迢迢到北京告状上访、住在二元钱一晚甚至住树下和雪地里的农民、工人，他们在不在“精英”之列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参加步云直选乡长的农民工和那些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大学知识分子相比，怎么能用“精英”与“非精英”去评判呢？
第二，茅先生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那我请教茅先生，八十年代初期农村草根主导的“联产承包经营和经营体制多元化”改革与九十年代“精英”主导的“粮食流通体制和农业产业化”改革，哪一个成功呢？哪一个对社会进步作用大呢？浙江民间创造的民间金融服务与“精英”主导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哪个成功，哪个代表者前进的方向呢？
第三，茅先生一贯主张民主，一贯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那茅先生平时主张的民主其实是极少数人的民主、极少数人为人民当家作主了。茅先生且不是主张等级制、不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权利的垄断和施舍？
第四，从茅先生一贯的言行来看，茅先生早先是主张少数“精英”先富起来的，不光明正大也是可以的。茅先生自以为是一个利他型“精英”，以为所有的“精英”都会像茅先生一样是利他型的。但时间告诉茅先生不是那么回事。我想请教茅先生，当这个社会被利己型“精英”主导的时候，茅先生有什么办法保证依靠利己型“精英”来推动利他型“精英”所主张的社会进步呢？茅先生虽然有利他的精神，可是茅先生却从来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和“草民”站在一起的（最近几年有了很大变化，经常帮助穷人做事和说话），茅先生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和利己的资本站在一起。所以，茅先生“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所言，其实就是为资本家代言。
我常常认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草根”“精英”，用某种视角做出是非评判，会不会仅仅只是我们内心主观的需求呢？而这种主观的东西是不是在不尊重他权的潜意识下产生的呢？难道人就只能按所谓“精英”和“非精英”区分吗？我常常为这样的区分而痛苦。可能士大夫世家的人没有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家庭却是无法摆脱这种痛苦的。
每当我回到我父亲、母亲的身边的时候，回到我祖母的坟前的时候，我就愤恨这些主流的话语？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六岁，祖母带我父亲、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把他们养育成人。到了六、七十年代，我的父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治理长江、洪湖水患，有了今天旱涝保收的江汉平原大粮仓，我的父亲、母亲养育了我们六姐弟，其中三个人上了大学，两个人成了大学教授。当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的时候，我是“精英”，我的亲人和乡亲们是“草民”吗？这样分多么的可怕啊！让我感到极端的无耻。
我家乡的一个200多人的自然村，两年有12人死于疾病，“精英”主导的医疗产业化导致了家乡医院的破产，难道这是社会进步吗？“精英”主导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我家乡的大多数孩子和天下千千万万的孩子读不起书，难道就是进步吗？“精英”自觉不自觉的漠视了他们的“草民”的权力，甚至剥夺了“草民”的权力。这个社会靠“精英”，怎样保证“精英”所要的社会进步是“草民”的社会进步呢？
近几个月，我作为香港乐施会的一员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我最大的感受是：贫困的根源是权力的贫困。生活在中缅边界的少数民族也能够种鸦片，他们会贫穷吗？为了让缅甸种鸦片的地区不再种鸦片，联合国安排了数亿美圆的资金帮助他们调整种植结构，有数亿美圆的资金帮助，我们的边民还穷吗？在少数民族地区，修一公里的沙石公路只要7－8万元，修路后，边民的羊子每只能多卖250元；边境的原始森林大多是80年代以后砍伐的，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人们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不给他们的补偿的理由是森林是国有了，这些理由都是精英的理由；在北京，一亩土地可以在国家银行里抵押贷款数百万元，农民的一座大山在国家银行里一文不值，其实，这不是什么经济规律，从根本上讲，这就是“精英”的强势。九十年代“精英”经济大发展，欠数千亿农民工的血汗钱，这是社会进步吗？
拉祜族有一个叫扎约的贫苦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一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0000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扎约30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5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的穷人支付，推动了发达的地区“精英”们的进步。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谁推动了他们的进步呢？
我以为只靠“精英”是靠不住的，社会进步要靠人民。靠制度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制度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如果说靠“精英”能建立起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制度，我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英”政治就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我想请茅先生倡导没有歧视的话语、没有歧视的视角、没有歧视的制度，倡导知识分子站在劳动者之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茅先生是可以担当此任的人。
我无意得罪茅先生，我很尊敬茅先生。我之所以胡言乱语，是我有人格分裂的痛苦，我无法接受“精英”桂冠，更无法给天下衣食父母披上“草民”的蓑衣。希望茅先生能理解我、开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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