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绕不过去的“深水区”，“猫”、“摸”方式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前面占的“便宜”都要开始偿付代价。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和丧失社会保障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对中国社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 有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析，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相近的特点——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并且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这种中产阶级构成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毛泽东时代之所以稳定，当时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职工构成了主要基础。 然而今天，这个“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沦落。国有企事业职工失去了以往的优越之处。他们中间很多人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对今天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同时却没有产生一个具有足够规模的新中产阶级取而代之，少数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比例极小的白领贵族在数量上却远远承担不起稳定社会的功能，因而等于中国社会失去了保持稳定的基础。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原有中产阶级沦落，而新的中产阶级远未形成，这一对比从侧面说明了改革以来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都被少数暴富者所攫取。这一点，凡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应十分清楚。 造成少数人暴富的机制初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却会走向反面，成为限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多数人收入低下使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绝对贫困也随之蔓延，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自身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国有企事业职工的心理失衡也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的论断和那些当年熟悉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似乎在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设置了日常渠道。如果说“反潮流”或“造反有理”还属于抽象鼓励，“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以宪法给予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由此而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的绝对极权甚至高度恐怖的大局之中，群众的确可以在局部对官员行为进行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使中国共产党在毛死后立刻采取措施，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超越党的机构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废除毛泽东给群众设置的那些渠道，修改宪法取消“四大”等群众权利，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当然，今日中国人获得的自由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于阶级斗争被放弃。干部在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受到广泛冲击，这使他们从过去专门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从此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社会头顶，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赖以存身的位置，恐怖也就没有了针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变得自由宽松的根本原因。 然而今日劳动群众绝对不被允许“犯上”，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点，宽松立刻就不存在，并且要动用强力机器进行镇压。因此群众虽然从阶级斗争的被放弃上获得了日常自由，但既然是以否定阶级斗争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他们反而会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用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武器。这种事过境迁使得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并不能消除不满。如同把锅炉的所有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一样。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得到解决时，出路就只剩下造反。而对造反而言，那是再没有比毛泽东思想更为合适的意识形态了。其对造反的动员、具体方法及指导纲领，又恰恰都是这一代中国人普遍熟知、亲身经历并且目前又重新开始怀念的。今天，在新意识形态阙如的情况下，什么能够成为凝聚社会不满的旗帜，成为当今群众的政治共识——不幸，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来都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们多年只被付与极低的工资，其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都被转化为国有资产——那是他们自己的资产，至少在理论上他们这样相信，因此他们的生活稳定、房子、医疗、养老以及相应的福利，也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支付和保证。这种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到期后再提取一样。然而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旗号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被告之，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并且用大锅饭惯坏了你们，现在改革了，你们从此得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当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却在同时被挥霍瓜分。如果职工们的生活还能有起码的安全，他们对这种现象可能仅会停留于口头抱怨，然而当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也丧失的时候，全部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可以想象，一个合理的思路就是人们将要求在国有资产中得到自己该有的份额，作为应付危机的资源和未来生活的保证。那无论是以私有化的方式，还是以建立保障基金的方式，或者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负担方式，都需要对国有资产有一个重新核算。如果上面不进行这种核算或者其核算不被群众信任，各企业的职工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核算自己的企业，甚至在这个旗号下对企业进行接管。可想而知，只要是脱离了黑箱的核算，立刻就会昭然——所谓的国有资产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早已经被淘空。其实不必核算也看得很清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是这种结果。 那时会怎么办？对重新举起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群众而言，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老办法——剥夺剥夺者！ 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破坏，但对新社会却少有建设意义。利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即使仅仅只为反腐败和反不公，走下去的步骤也必然会重现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其他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却已经没有可以令它全套体系再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因此结果只能是持续地混乱。 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就十分清楚。也许那从执政便利的角度可能还有用，问题却在于尽管只剩空壳，却一样可以被群众当作旗帜，并且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所以这种护符之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进行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是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参与选择并对权势集团进行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文化大革命那种可怕前景。人类社会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可能，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回归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然而，将民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促使其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却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没有使民众成为它自己的同盟，而这时，别无选择的民众就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在民主和现政权之外仅存的毛泽东，并且以毛泽东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 当年政治风波时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并不是出自民主，恰恰是出自毛泽东。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无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民主却被千年专制与中国民众隔绝得太远。天安门运动打着民主旗号，民主因素在其中却只如凤毛麟角。如果从政治风波中看到危险和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更应该是用民主去消灭毛泽东。那才是中国的真正福音。 对今日中国，重归毛泽东远比从事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的、宽容的、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亦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可以说，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地自觉转型，才能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免于遭受文革疾风暴雨。 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主主要指其理念和精神，并非狭义理解的照搬西方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理想，不是照搬西方就能遂愿的，必须找到适合中国的方法——那正是政治改革的任务之一，而且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就更应该争分夺秒。 历史是不等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