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为华国锋最后终于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则时间不过三年左右。而作为毛泽东晚年同政治局的传声筒的毛远新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变相的接班人，特别是李讷病重之后，毛远新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口含天宪、炙手可热的新贵。在这期党史专刊中，我们将对这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给予一定的介绍，旨在通过他们剖析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走向。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曾经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详见《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页）当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的是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的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可见，华国锋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浮｀夸｀风”之时，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客观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也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当然，这也是后来张平化一蹶不振的主因。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和华国锋的关系是不错，可以说是那种交心的同志关系。王延春就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的下场可想而知。如果从组织原则来说，华国锋的告密不见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普通群众都可以揭发任何攻击党和党的领袖的言语、行动，何况还是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呢？但是，从人情、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光彩的。虽然后来在揭批华国锋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的说了很多话，然而，唯独这件事却不能摆在桌面上，因为华国锋的政治理由太充分了，作为受害者的王延春、王晓光父子当然是没齿难忘了。作为另一个难忘的则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可谓消息异常灵通，随便哪一个地区的事件，他几乎都是了如指掌，以往那种所谓被蒙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所以，华国锋的表现自然不会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外。当四十七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就这样，华国锋再度出掌湖南的大权，并且很快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林彪垮台之后，华国锋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公安、政法工作，此后在十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再以后，逐渐成为毛泽东须臾不可或缺的宠臣、重臣。 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窜红。华国锋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和在湖南做省委书记一样对四人帮毕恭毕敬，特别是对江青，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周恩来以下，除了小平还敢软顶一下江青，剩下的都是唯唯诺诺、不知所云。然而，华国锋和李先念、叶剑英，甚至包括纪登奎、吴德这些人绝大的不同是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这被毛泽东视作可靠、单纯。毛泽东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凡事很少主张或者基本没有主张。以致于当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交待张姚说：以后中央要注意宣传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国锋同志。 华国锋真正被毛泽东简在帝心的事情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众所周知，华国锋在四五事件中的作用，但是，那件事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举手通过决定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的，而且，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抛弃邓小平而选定华国锋了。所以，还不能作为说明华国锋真正意义上的得宠的证据。 早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张春桥厉声责问赵紫阳、万里阳奉阴违的同时，华国锋就陈永贵的发言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对我们的疯狂攻击，这是非常英明、伟大的。”（见《英明领袖华主席讲话学习要点》1977年红旗编辑部内部版）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引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汪东兴著，1995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页）而后，江青在省市领导打招呼会上，说：“这次化国锋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错误认识，难得啊，主席表扬了他，希望你们能够向国锋同志看齐。”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后来给毛泽东所吹的风，其实也是和华国锋的这次讲话异曲同工。 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换马，把年轻“有为”的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根据毛远新以后的交待显示，毛泽东当时对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个综合的意见和评定，毛泽东讲了三点： 第一：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第二：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第三：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以后可以考虑把军队管起来。 华国锋的地位就此奠定，一跃而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成为所谓的仅次于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华国锋在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上始终是比较被动的，抓捕四人帮的决心更是叶剑英和汪东兴共同帮助华国锋下定的，只是因为汪东兴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目前公开的史料是很难得提到此人的功劳了，尽管他的目的和叶剑英不同，但是，他们的主张基本相同，而且，不论是叶剑英也好，华国锋也罢，如果没有汪东兴的鼎力襄助，怀仁堂事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具体的关于汪东兴的要在后面的文章中谈及，此不赘。 华国锋上台之后，因为深感自己羽翼单薄，所以，拼命拉近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关系，基于对军队的控制考虑，他不得不暂时疏远叶剑英极力反对的陈锡联，转而对苏振华、许世友、耿飙进行拉拢，特别是对徐向前、许世友，华国锋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致于薄一波在复出之前一度让人给徐向前带话，请他为自己在华主席面前美言几句。叶剑英空出的位置，如国防部长这一至关重要的缺分也是华国锋力主交给徐向前的。对于耿飙，华国锋曾经考虑让他出任总参谋长，但是，被耿飙本人谢绝了。因为耿飙发现局势并不是一边倒的那么简单，这也给耿飙后来的结局比较良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没有像吴忠那样被废掉。华国锋对苏振华的拉拢也是非常用功的，许诺给苏振华指挥的全权，进而考虑苏振华接替老帅们异常反感的陈锡联。但是，在南海事件之后，苏振华触怒小平，一蹶不振，特别是华国锋插手军队试图控制军队的举动被小平识破，毅然启用罗瑞卿、杨成武、杨勇等人先后控制了总参、总政和北京军区，从而使得华国锋无法达到毛泽东所提到的把军队管起来的意思。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诚然是幸运的。虽然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这么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