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


孙志刚被毫无人性的恶棍打死的消息传开后，人们反应强烈。好几位专家要求讨论这样的“收容”是否违宪，政府当机立断地宣布废止了“收容法”。与此同时，劳动教养中不止一人被虐待殴打致死的事也见了报，有人提出审查劳教制度是否违宪违法的建议。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建议并未得到积极的反应。春节一过，两会将开。这个问题能否在两会中列入议程，肯定不少人关心。春节中购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实小说《告别夹边沟》。这是一本份量沉重的好书。读着它，情不自禁地又想起这一有关维护人权的重大问题。

生长于甘肃，曾在那里当过农工的作家杨显惠，花了五年时光写成这本小说集，揭示了有人企图将它封存起来的、发生在夹边沟的那段三千名劳教人员死亡过半的痛史。对于“右派”的苦难，对于劳教的残酷，我略有所知；但是，《告别夹边沟》仍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其中一些情节，比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故事更惊心动魄。

劳教是1957年打“右派”后的发明，它施用于“右派”这类有“罪”但却不够判刑的人。发配到夹边沟的三千人，确有大量因言获罪的“右派”。夹边沟的“右派”与此类似却又有新发展。一位来自金台县的祁钥泉，他在反“右”开始后才发的言。他天真地以为这与“右派”的进攻根本搭不上界，因为他批评的是县委书记不该一下乡就糟蹋大姑娘。他确因此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后来他猛然发现，当时扣押他的公安局长也成了难友。原来这位局长因为收到了告县委书记糟蹋妇女的二十几封群众来信也有了“罪”。加上不同意这位县委书记把亩产204斤虚报成600斤，他和县长、宣传部长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都送去劳教。此外还有。例如民乐县副县长在交售统购粮上同县委书记意见不一，山丹县县委副书记反对书记放“卫星”，都被判为“右倾”、“白旗”，被“拔”到夹边沟。

很明显，“劳动教养”是个筐，一切被权势者看不顺眼的异己分子，都免除经法律审判的麻烦，轻易地就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从日前的反贪巨案中人们知道，揭发程维高的郭光允，揭发“慕、马”的周伟，也得到这种待遇。“劳教”已经成了腐败分子对反贪人实行专政的工具或曰武器。

前些时候，一位大学生在西安卖肉成了大新闻，人们对如此大材小用议论纷纷。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同大学生、留学生、工程师、专家……被发配去劳教比，卖肉还是一个美差呢！开发大西北的骨干力量，如此这般地失去他们作出贡献的大好时光乃至整个生命，从中可以找到西部为何落后的某些因素。

名为劳动教养，实际上是只劳动而不教更要命的是也不养。从理论上说，从劳教分子聆听的“教诲”来说，劳教的目的是让被劳教者改造思想后，再回到人民的队伍。事实则否。1959年大庆，夹边沟三千名右派仅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帽者也不让回家，仍在场劳动。不同的是，有了月工资24元的优待。劳教分子于是明白，劳教实际上是无期徒刑，还不如劳改犯有一定刑期（当然，刑满后是否释放回家，也另有文章）。如果不是大批大批地死亡惊动了西北局，除了逃亡之外，这些人不知要苦熬到哪一天，更不知道能否熬到头。他们面临的绝对是死亡！

一方面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方面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劳教分子的口粮，从月40斤降到30斤、26斤，最后直降到14斤！仅仅几年时间，三千人中有一半以上饿死。作者写了不少关于死（其中也有饿极而撑死）者的悲剧。为了不致饿死，有的人只好当小偷，偷粮库，偷马料中的麦子，偷猪食中的土豆……等而下之，则是从马粪中找出没消化掉的豌豆，从呕吐和排泄出来的污秽中找出尚未消化的土豆疙瘩。还有吃死人肉和心肝肺。百花齐放，五花八门。干这些卑微得迹近野兽的事的，大都是知书识墨爱卫生的斯文人，受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这类传统文化教诲的知识分子。诚如一位当过教授的“犯人”说：“仓禀足而知礼节啊！”饥饿求生，使得他们把人性、人的尊严都丢在脑后了。可怕的兽化！

更可怕的是，在这里还有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吏。在劳教场的管理人员中，有好人，有辛德勒式的好心人，同时也有野兽。杨显惠用浓墨写出一个也叫医生的陈天堂。此人医疗水平差，却严重地缺德。他只会捕风捉影地给“犯人”上纲上线加罪，更精于从死人身上搞“创收”。他千方百计地占有饿死者留下的财产。为了“创收”，他急不及待地把没有断气的人送进了太平间。于是，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一摞一摞的人民币。有人总是把当前社会风气的败坏归咎于市场经济导致人们向钱看，殊不知，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使人腐败的速度照样惊人。有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小吏陈天堂只能从死尸身上搜刮到有限的财富，如今的大官根本看不上眼那几万、了不得几十万元的国债券和人民币。

一种制度的好坏，取决于实践的检验。《告别夹边沟》让我们更明晰地看出，劳教是一种惩罚好人、纵容坏官的制度，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保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