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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赎罪”，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比他有罪的岁月短得多。
对蒋经国最后生命的最大的冲击，是邓小平改变“联美制俄、搁置台湾”（一百年后由子孙后代去解决”）的毛泽东战略；推动“联美压台”，要美国帮助把“台湾归回祖国”提上“和平统一时间表”的新战略。
美国解密的历史文件表明，美国政府从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独裁政权转向支持在大陆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之时，并没有帮助台湾的民主化，而是恰恰相反。尤其是号称“人权总统”的卡特政府，对台“断交、撤军、废约”，帮助共产党独裁政府压国民党独裁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断言蒋经国是因为“当时美国与人民的压力，已经大到让他无法承受”，不得不“移开阻碍民主发展的唯一障碍──他的独裁”，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论断。
蒋经国当时面临的不是“唯一”选择，而是三种选择。
第一种：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独裁政府和美国政府断交、撤军、废约的压力，接受邓小平的“善意”，恢复国共和平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解决两岸统一问题。
这不但是邓小平战略，也是美国卡特政府奉行的布里辛斯基战略。布里辛斯基在他的《大失败》（GrandFanure）一书中，明确主张台湾在中国邓小平的“商业共产主义”统治下，“继续保持其商业自由”。
邓小平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说客说服蒋经国接受他的“优惠”条件，坐上谈判桌。他的“一国两制”设计，也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那时他脑子里还没有香港呢！直到1985年，邓小平对蒋经国仍未死心；那年他请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同他在莫斯科的老学弟蒋经国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会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大卫，要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对蒋经国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统一”，蒋给予否定回应。
根据当时情势，蒋经国若作出这第一种选择，邓小平高兴，美国也轻松，对蒋经国个人并无困难。蒋经国不但照旧当他的台湾王，还能到中国中央政府弄个国家副主席之类当当。甚至代表中国去联合国跑跑、同邓小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都有可能，连季辛吉、黎德寿、卡特都得过呢！
至于“人民压力”，在当时戒严统治下，若蒋经国决心作出这种选择，以他独裁性格的那一面来严厉压制内部反弹，恐怕人民也难以聚集力量阻挡得住。
第二种选择，是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拚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主流倾向。这个流亡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三十七年（1949-1986），而蒋经国那时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两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就是同过去决裂。同过去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决裂，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决裂，顺应历史潮流前进，带着台湾告别过去，走上新路。
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带领他的人民跳进了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以至直到今天，无数事实证明他选择的是一条最好的路，人们仍未能理解他，怀疑这个独裁者“动机”何在？
事实上，蒋经国对他的选择将导致的未来是十分清醒的。当民主进步党成立，蒋经国力排众议，不予处置，并决定开放党禁之时，沈昌焕提醒他，“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明了一切。昔日独裁者的“动机”，就是在台湾结束独裁，让台湾走向自由的未来。
这样的决裂，在蒋经国生命中不是第一次。
1927年4月在莫斯科，十七岁的蒋经国同他父亲蒋介石决裂。当他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时，给他父亲写了公开信：
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但是，不管你读不读到，我都要写出来。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十年后他回到父亲身边。又在台湾继承了他父亲的政权。七十六岁时他再次同过去决裂。这一次是同旧制度决裂，是告别旧时代，跨进新时代。可以说是同他父亲的第二次决裂，同时也是同过去的自己决裂。这种决裂是蒋经国性格中固有的。一位接近蒋经国的朋友告诉我，与蒋经国相处，感觉其晚年的变化，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而且非常急切。我认为这位朋友的观察是准确的。从我所接触的资料，自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到他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坐在轮椅上，几乎是以追赶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那样一种急迫感，在把台湾推进生命之流。
不错。蒋经国在台湾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蒋经国的“赎罪”，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比他有罪的岁月短得多。但这是改变台湾历史的两年。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历史人物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蒋经国那位莫斯科同学邓小平，在廿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机遇比蒋经国好得多，中国也比台湾先进入改革开放进程，拥有广泛的国内支持和国际支持。然而，当蒋经国宣布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之后，邓小平却在北京宣布戒严，把坦克开向天安门。这两个人作出相反方向选择之时，也就是选择了台湾与中国关系的未来。
蒋经国选择“革新保台”，把台湾推进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台湾的生存战略，也是台湾的中国战略，台湾的全球战略。
上文提到，邓小平对蒋经国的“统战”，最后一次是1985年李光耀的台湾之行。到1986年邓小平才死心。中国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独》一书中指出：“蒋经国倡导并推动的政治革新，是台独的温床，使台湾社会从此走上台独的历程。”
邓小平清楚，台湾只要走上民主之路，就是走上台独之路。所以他才对戈巴契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蒋经国自己当然清楚，只有民主化才能确立台湾主体，台湾才能生存于自己的国土，台湾才能与中国并存于台湾海峡两边，台湾才能独立生存于世界。这就是蒋经国选择的台湾的生存战略，台湾的中国战略，台湾的全球战略。只有那些口称“台独”成口称“反对台独”，却不知“台独”为何物的台湾人才糊里糊涂。
对蒋经国来说，如此重大的历史转变，要以他有限的生命去做，能不急迫？他不但要走出决定性的最初几步，打下后人难以逆转的基础；还要选择适当的后继者。
这一切，蒋经国做到了。不错，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蒋经国以更强大的使命感与意志力，以自己最后的微弱生命做到的。
这就是蒋经国的“赎罪”。一个伟大的赎罪者。
dangyang
《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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