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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君主走向绝境――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树枝下丝带吊环里，另一个将脖子伸进了断头台的铡刀下，而两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却是天壤之别。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东西方的崛起与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楔子
四月初的太阳照着北京城，暖融融的，懒洋洋的。这是世纪初的北京――公元2001年的四月初，就是在这样一个上午，我又一次来到故宫后面的景山公园。
又一次来绝不是因为这里多少景致没看够。相反，这里其实没有多少景致可看，尤其是置身于这周边的风景名胜中――正南是故宫，西边是北海，而这里则只是一座土山，几个亭子，她根本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又一次来是因为有件东西上次过眼太匆匆，没有细细品味。
这件东西就是那棵树，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那棵树其实仅仅是一种象征――在土丘一般的景山东南下方，立着一株歪脖子槐树，上挂一牌――“崇祯吊死煤山处”。自然，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就是崇祯吊死的那棵树，因为这棵碗口粗的歪脖子树最多不过三、四十年树龄的样子，而自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到现在，差三年就满甲申年的第六个轮回了。如果那棵树还长着，该是多么让人感慨万千。面对它，会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和苍老！
我在那棵树前徘徊了好一阵子，随后就拾级而上，在景山顶处的万寿亭坐了下来。故宫就在前方，强烈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正前方是从天安门甬道到故宫博物院出口的中轴线，这样一看，故宫恰似一本摊开的历史书。
那是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了崇祯的最后一道堡垒――北京皇城。明崇祯帝朱由检在逼死后妃、剑砍长公主后，踉踉跄跄地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跑到这后面的煤山上，望着四处燃起的烽烟，一壶酒一直喝到红日坠去，星光临天。随后他在一棵树的枝杈间用丝带打了个结，告诉身边太监：他痛失江山，无脸见祖宗，死后要以发覆面。随后就上吊而死。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上篇：国家与民族永远绑在一起
在西方，在崇祯皇帝上吊五年以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走上了穷途末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东西方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过人文主义的大觉醒和科技的大进步，东西方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不甚偏倚的天平。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及满清的入关，世界的天平失衡了。
亡国先亡天下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
崇祯帝为什么多疑？我想，这是应该予以充分思考的东西。
是什么致使他如此多疑？或者也可这么说，崇祯帝还能信任什么？
在历经了一个黑暗无比的阉人时代，急欲中兴振作的朱由检在启用人方面确实大动了一番脑筋。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经过那个肮脏时代的人们，好像大家都刚刚趟过一条臭水沟一般，有几人身上不沾有污点？于是，他开始像粮店里的新掌柜那样清理着自己的粮食，却发现自己簸萁里扬来扬去竟有那么多的秕糠，难见几粒丰实饱满的谷物，而更多没来得及清理的粮食却正在继续发霉。我想，他被首先感染的情绪大概就是失望，继而便是对整个官宦集团的多疑。
崇祯怎能不多疑！
他经历了一个连恶贯满盈的坏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时代，一面是卑劣行径让人作呕，一面却是圣人言辞的滔滔不绝。官场的腐烂气息既令他十分不满，又让他感觉到窒息得无力、虚弱和发狂，他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来相信人！于是，面临着熊熊燃烧的农民起义大火，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关外饿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诏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终于使他的路途越走越窘迫，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那棵吊着绳环的树。
可以说，是那个腐朽的时代埋葬了他和他的王朝。
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做总结时这样认为：其实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样也可以说，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
和腐朽一起殉葬的
崇祯一年十一月，陕西延安府一带因为年荒，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领头的是一位从边塞逃亡回乡的军人，其余的便是饥民。正恰似干柴遇烈火，火很快就烧大了，附近饥肠辘辘的农民纷纷加入不说，与此同时，有人又在附近的宜川起事，又一堆火山燃烧起来。
好像“熊熊燃烧”得还不够，崇祯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陕西农民起义这把火的严重性，仍以为是区区几个毛贼为饥饿而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当然，新君即位，百废待兴，崇祯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很多。到处是补不完的窟窿，很多事如果不用心去做，都可能有使王朝覆灭的危险。当时，有那么多的烂摊子事已经把崇祯搞得焦头烂额，他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来洞察天下？
其实不光农民忍饥挨饿，就是吃粮当兵的日子也十分难过。明朝边关重镇要塞一半在关中，这里面有陕西的大量士兵。根据史料记载，因朝廷财政困顿，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已积欠整整三十六个月！于是，士兵因无衣无食大量逃亡。但明政府为节省开支又打起了驿卒的注意，从崇祯二年起欲从中“节金钱数十万”而裁驿站。这些被裁的驿卒无衣无食，大多回乡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曾在宁夏当驿卒的李自成。而另一个陕西人张献忠，本是延绥镇的一名军卒，因被陷害而逃跑，于崇祯三年在米脂也拉起一帮小兄弟跃跃欲试，在匪气十足、拥有着众多类似水浒人物混号的大小队伍里，也拉起了属于自己的一面造反大旗。张献忠因身长面黄而被称为“黄虎”，他本人则自称“八大王”。闯王、黄虎、革里眼、点灯子、满天星、双翅虎、紫金梁、不沾泥、扫地王、混天猴、独行狼、曹操、马回回……正是这些逃亡士兵、失业驿卒和饥民，演绎着那个时代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成为最终冲垮明王朝社稷大厦的巨大洪流。
明王朝大厦倾覆，本来改朝换代也不是多稀奇的事，然而李自成造反，却不曾料想最后入主中原的竟是剃葫芦头扎大辫子的满清。以后的事实证明，满清的入关，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明王朝腐朽不堪，但正因为腐朽不堪，才成为新生力量的催生剂――犹如腐烂的木质上生出了嫩芽，正待以蓬勃成长。那时的工商业已经很成气候，其实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年间，采矿业在民间已经不是零零星星，一些地方还有一定的规模。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羽钧迷恋财货，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征收税银，所去之地不是繁荣的市场就是上规模的矿场。史书说万历皇帝派的八大太监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江苏苏州、山东临清等地甚至激起“民变”，说“民变”其实已经不妥，因为这些“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其他常见的行业，变成了一些作坊的雇佣工。正是这些太监们欲壑难填的横征暴敛，使得众多的行业作坊纷纷停工关门，也就使得这些雇佣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明末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当然现代有不少人对是否可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一事异议不小，本文也无意去讨论这些。只是这“萌芽”时运不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被横征暴敛，难有多少生息成长的机会。后来碰到了满清入关，于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一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劫难，工商业这棵嫩芽也就迅速夭折了。
时过三百六十年，等我们再次回顾明末工商业的时候，我们会为之惋惜，会为之长叹――
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吧，何以有此名字？就是那时皇宫里早已用煤做燃料，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煤山”。
其实我们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上尽管让宦官郑和之流白白浪费了开拓新世界的机会，但造船航海依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因为郑成功就是靠的舰队东渡台湾，赶跑了在那里作威作福的荷兰强盗。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
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只是，可惜的是，这春天里的嫩芽遇上了满清入关的几近灭顶之灾，从而错过了一个良好发展的历史机遇。
明朝工商业是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
除工商业外，还有一种殉葬品，其价值的惨痛毫不逊色。这就是明末时期日渐觉醒的人文精神。
明末前期，即万历时期，李贽所写大量愤世嫉俗的文字在全国士人界造成一次“精神地震”。他的笔锋所及，直指孔孟礼教的凶恶与伪善，让士人震惊，让卫道者恐慌。他不屈不挠，他大义凛然，他视死如归，最后更以“七十老翁更何求”的气概拔剑自刎，书写了其人性的光辉与不朽，直让四百多年后的今人为之由衷喝彩。
李贽的文字遭到封杀，然而其思想的吉光片羽早已在明朝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播下种子，尽管这种子还十分稀少，但觉醒和叛逆的种子毕竟已生根发芽。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思想三大家”，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很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学说和行迹一直延续到明亡几十年以后，但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这些人文主义的余脉断绝了。
明朝末期，尽管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无论士人还是民间思想都比较活跃，那个时候，相继出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仍不时出现那些布满蜘蛛而又落满灰尘的东西，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听到了他们对渴望幸福生活的呐喊和对腐朽黑暗的鞭鞑声。
那个时代及随后的一段岁月里，虽然黑暗的高压频频，但在野的少数士人依然敢于特立独行，他们抒发真情，直面黑暗，拒绝“合作”。人文精神的浩然之气，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二曲、朱耷之类在那个冷寂血腥的年代里大放光彩。这段人文历史，不光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了要荡气回肠，就连西方学者看了，也觉得可以算的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的是，这“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虽然这种殉葬要迟于那个腐朽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人文精神作为殉葬品是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将其推到墓坑里去的。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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