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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
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二零零二年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显示，二零零二年，中国在世界上一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一百二十七位。这表明在实现经济由中央计划到真正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负责撰写这个报告的经济学家奥得里斯科尔在解释经济自由度排行榜时说，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研究人员首先列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五十个重要因素，然后将其归纳为十大类：即银行与金融，资本流通与外国投资、货币政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工资与物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产权制度、贸易政策、规章制度与黑市活动等等。最后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十个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加权评分。
这个报告还显示：总体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的高低成正比。去年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年收入为两万三千美元；中等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为一万一千五百；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为三千五百美元。应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对内改革实际上就是逐渐解脱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对经济的束缚，提高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们的自由度；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提高进出口贸易和外国人在华投资的自由度。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但是继续提高经济自由度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如何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历史的和国际比较的经验证明，产权和法治是提高经济自由的两项最重要的保障。这是因为只有有了清晰的和有保障的产权，经济活动的主体才原意并且才能够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发展；只有有了公正的法治，才能最大限度的制约那些妨碍实现经济自由的权力和行为。正因为如此，中国要提高经济自由度，也必须在这两个方面狠下功夫。
一个显着的事实是，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常常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反，那些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常常也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累积了大量私有财产。截至二零零二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多万户，从业人员也达到了两千多万；此外还有三千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及其六千万从业人员；私有经济的规模也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三。同时由于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等，不少居民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私有不动产。在民间的反复呼吁下，中国政府正在准备修改宪法，将"公民的X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条款入宪。与过去五十多年野蛮剥夺居民财产的行径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仅有一个空洞的宪法条文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应该有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和健全的民法来落实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就法治而言，核心在于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没有这个独立性，多少法律条文都只会沦为当权者手中的玩物。不仅是中央政权手中的玩物，而且也是各级地方政权手中的玩物。在这样的情形下，不仅无法保证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的公正性，即使有了好的法律也无法得到实施。所谓的经济自由度低，盖源于此。设想，如果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可以任意的对产业和地区的进入设置限制，民间经济那里还会有自由可言。无论在任何国家，对经济自由的最大威胁永远是政府的权力。因此，实现法治，最重要的是制约政府的权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永远不会名列前茅，中国经济永远无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
有人辩驳，一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中国经济自由度低下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而政府的大量干预常常被认为时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同为华人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在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中名列第一和第二。在这个事实面前，上述辩驳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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