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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被一些舆论所认为的对民营资本原罪的赦免。但是，当很多人为这赦免而欢呼时，当一些纠缠在人治还是法治时，当一些人在争执突破还是没突破时，我的背脊却觉得了阵阵阴冷，看见慈祥的面具后有青怖的脸孔。这不是赦免，而是将河北民营企业更推入了受难之地，是说前面有鲜花灿烂，其实却一片沼泽。《决定》之阴害人有三：
一， 虽然并没有说出“原罪”这词，但实际是以官方的名义给民商扣下了“原罪”帽子。虽然是表示赦免，但这赦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策略，是一种具有随意性的行动，如果需要，则仍然可以不赦免。不赦免时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声称依法办事。既然河北民商是犯了原罪的一群，便就是人格低贱的一群，搞个赦免运动是看得起他们，即使搞个大扫除运动也是理所应该。或者申辩现在河北省领导不会大扫除，那又有谁能保证“程维高”不回来？几十年来，中国政策一会左一会右、颠三倒四的事例少吗？“原罪”既定，民商便为刀俎鱼肉了。联系到河北以往对民商的暴戾（拘捕孙大午就是典型的一例），可见出河北民商过去如果有罪，也是该查处的查处了，既然查不出大的问题，便已经证明了本无“原罪”。本无原罪而扣以“原罪”帽子，是连基本的事实也不顾，是强迫民商低头认罪，老老实实跟指挥棒转，做好生意，贡献财政，其它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因为，你们是有罪的。
二， “创业初期”是什么意思？何谓“创业初期”？象孙大午那样养几只鸡起家的时候，哪来什么罪？有罪的，是那些贪污贿赂、打砸了后做生意的。因此，所谓赦免，赦免的并不是真正的民商，而是那些前官员、权贵、黑霸。赦免了这些人，也就排挤了真正的民商，确立了权贵资本和黑霸资本在民营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此，正气在民营经济中不再有市场，真正民商的出路，或者被修理得终日战战兢兢，或者是去同流合污。
三， 既有罪，则查之。《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是没有任何余地的。犯罪基本事实不清，怎么判定可以不追诉？《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基本精神是把罪的查证作为确定是否追诉的前提，其中第八十八条更是明确了侦查或审判与是否追诉的逻辑关系。真正的民商不怕查，怕的是查而必究，一查就抓人，不顾事实，一定要罚款，没罪也要弄个缓刑。以往已经查了，查不出什么“原罪”，何来一个不追诉？一定要说民商有罪，那就拿出证据来嘛。政法委阎先生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随意解释如果是一号文件的精神，那么，这就是以地方势力藐视国家法律，严重扰乱河北的法制。法制的混乱，对真正的民商是灾难，对权贵、黑霸则是奔走相告的喜讯。如果是诚心保护民营资本发展，办法很多，何必这样先把他们打在地上再扶一手？
一号文件的机会主义顺应了中国的功利主义心态，特别是蒙蔽了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人的眼睛。一些经济学家辩护说文件只是重复了法律规定（这一点，头脑清醒的法学家的眼睛是无法蒙蔽的）。因此，一号文件就很可能在中国开出恶劣的头，导致“原罪论”泛滥，导致不查便“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法制混乱。从此，中国民商就没有了好人，即使孙大午这样积极提倡儒家文化的民商，也已经是天生的罪人。由于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民商具有“原罪”帽子的基础上，中国就回到了1950年代初那样，随时都可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对其财产予以剥夺，或进行所谓的“赎买”。
四，原罪帽子之下，是四面楚歌
原罪说典型地体现了真正的民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一种四面楚歌的局面。第一面楚歌是官僚阶层，第二面楚歌是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第三面楚歌是跨国资本，第四面楚歌是工人阶级。
就象自古以来的传统一样，当今中国真正民商的第一重压迫仍然是官僚阶层。在官僚阶层面前，民商永远是被压迫在底下的，其喘息的空间需要官僚阶层赋予，其喘息的规则需要官僚阶层批准甚至制定。在集权体制之下，民商是官僚阶层首要控制的对象，一方面需要其生存、发展，一方面又害怕其壮大到具备平等对话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鼓励其发展，另一方面又执行歧视政策。河北一号文件从善意说是清官举动，是鼓励民商发展，但这鼓励是在给民商戴了“原罪”帽子下的鼓励，是从根本上把民商置于了死地。我想，官僚阶层在吸引外资时是断断不会给外资先戴一个“资本主义原罪”帽子的。今天的中国，在市场机会方面，是宁予外资不予内资，宁予权贵不予民间，民商始终压在资本的最底层。
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是中国三种特权资本。官商天然地被赋予了特权，这种特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商，又是主管行政机构、市场裁判人；二是天然、强制的垄断地位和权利；三是背靠财政和金融的资金无限输入；四是司法保护。民商获得与官商竞争的机会，是受了官商恩赐，自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竞争的能力。权贵资本有时用官商牌子，有时用民商牌子，有时用外商牌子，根本则在于其深厚的官僚背景，真正的民商缺乏他们所有的“贵族”血统，人格卑微，自然也只好低人一头。黑霸资本通常是一方土地，在土地之外无所发挥，但在土地之内，号称老大。当然，这老大不会对官商、权贵趾高气扬，该呼爹叫妈就呼爹叫妈，该称兄道弟就称兄道弟，但欺负欺负无背无景的民商是足够了。当今中国商场，炫耀白道黑道已是风气，正是这一层压迫的表现。
跨国资本是中国真正民商的第三重压迫。跨国资本凭借自己祖国的国际政治力量，在中国没有过多的政治顾虑，既能受到官僚阶层的充分尊重，又能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甚至压力。至于对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他们该尊重时尊重，该排挤时排挤，该合作时合作，从长远角度说，中国的官商、权贵资本、黑霸资本的非市场化细胞决定了他们并不能成为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跨国资本真正的市场竞争对手是中国真正的民商。但是至少从近期看，中国民商还太年轻，太幼稚，在跨国资本面前只能处于弱小者地位。
随着中国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大规模衰退和解体，虽然有外资大量涌入等因素缓和就业形势，但是，中国的就业将主要由真正的民商即普通的私人资本承担。从产业结构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通服务业等是民商天地。从资本规模看，民商也集中在中小型企业层次。从技术含量看，那些粗放型产业也是民商为主体。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低收入工人阶层（城市贫民和农村户口工人阶级），所接触的资本将主要是普通民营资本。这样，民商就站在了面对工人阶级的第一线，他们在与工人阶级的雇佣过程中，既有互相依赖、共同生存的一面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在左的理论有着巨大精神市场的中国，再加上一顶新加冕的“原罪”帽子，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生存抗争，矛头自然会被较多地引向普通私人资本（“原罪说”已经为这种引向打下了经验理论基础）。
这就是中国真正民商的生存、发展困境。突出重围是必然，但过程将非常艰辛。不在话题，不作阐发。
2004/2/20
说明：一位温州律师朋友询问民商行为问题，希望本人作一分析。本人作答复，便有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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