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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一、政治喇叭筒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郭小川曾被视为毛泽东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国内学界和评论界至今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在那个贫瘠、浅薄、叫嚣的年代，不少青年是他的崇拜者，他们读着他和其他一些相类文人的诗歌长大。如今重温旧时光，对郭小川的诗歌似乎不禁依依。
那个时代，我曾爱读闻捷的若干诗歌，读过他的全部诗作，却从未被郭小川的诗吸引。我似乎缺乏与他的共鸣，感到其诗其人太叫嚣、太空洞、缺乏诗味。人们至今津津有味提起他的名作《甘蔗林——青纱帐》，他的《致青年公民》等等，我却从未感到那是诗。今日，翻开他的诗作，想检验一下自己少年时代的感觉是否正确、是否有理，却依然同感。坦率地说，他的诗作不能给人以心智的启迪或美的感受。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一九五五年郭小川写《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开头：
“喂，
青年人！”
——不，我不能这样称呼你们，
这不合乎我的
也不大合乎你们的身份。
诗中有“五星红旗”、“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特务匪徒”、“资产阶级的反动人物”，以及——
隐伏在林子里的富农
敌意地探索着
要寻找一切机会
挑起乡村的纷乱和风波
……
把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
消灭干净
等字句，他讴歌“残酷的斗争”，他号召青年：
绝对地
服从国务院的命令
他高歌：
光焰万丈的
共产主义大厦
将在你们的年代
落成
……
呵呵，你们这一代
将是怎样的光荣！
云云。从形式上，此诗与《向困难进军——再致青年公民》等诗皆模仿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情绪上追步马氏的夸张，内容上皆是政治宣传。
一九五六年，郭小川写《把家乡变成天堂》，诗中有
保守分子
债主似的恼人面孔
那年老的干部的眼睛
闪耀着
何等豪迈的党的精神！
……
反动人物的
流言和蜚语
……
让每个拳头
都对准
敌人的胸膛
等字句，此诗亦学马氏阶梯诗。
一九五七年，他写《十月的诗》，歌颂俄国“十月革命”。说这场革命摧毁“俄罗斯的全体劳动人民的牢狱”，击毙“整个俄国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把毛泽东的话搬进诗中：“是你们的十月革命的炮声，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年，他写长诗《白雪的赞歌》，最后一节：“是的，你那忠贞的政治节操，你那自我牺牲的不懈的辛劳，更使我最确切地望见：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攀登得多么高！……”
一九六一年，他写《三门峡》（贺敬之亦为三门峡水库高唱赞歌），歌颂这水库是“大跃进的标杆”。最后一节：“请看吧，三门峡就是我们的证件，拦河大坝高过天，也不及中国人民的信念；相信吧，三门峡做出最公正的判断，水库容量大如海，也不及中国人民的心田。”同年写《厦门风姿》，有这样的句子：“轻烟哪轻烟，莫要使人走入歧途，真理才是生命之光，斗争才是和平之母；浓雾呵浓雾，休想把明亮的天空蒙住，黑夜已经仓皇而逃，太阳已经喷薄而出。”
一九六二年，他的《秋歌》之二：
看呀看，近处的村镇、远处的边关，
处处哟，都是红旗一片、凯歌一片。
看呀看，近处的田野、远处的高原，
处处哟，都是黄金一片、笑声一片。
看呀看，天高、云淡，大雁南旋，
我们的国土上，哪里都有战斗的风帆！
看呀看，人强、马壮，尘烟飞卷，
我们的大地上，哪里都有革命的好汉！
以及“敌人入侵了”、“叛徒出笼了”之类字句。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长达三年的大饥馑刚刚过去，这位诗人文字轻飘、重复，腔调咿咿呀呀、扭捏作态，依然吹牛，笔下又是红旗、笑声、凯旋。同年，他写《甘蔗林——青纱帐》：“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一代实现”，《青纱帐——甘蔗林》：“看吧，当敌人挑衅时，甘蔗林将叫他们投降”“看吧，当敌人侵犯时，甘蔗林将把他们埋葬”。
一九六三年，他的《祝酒歌》：
财主醉了，
因为心黑；
衙役醉了，
因为受贿；
咱们就是醉了，
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
……
党是太阳，咱是向日葵。
同年，他写《西出阳关》，装模作样问道：“骑驴的维吾尔农妇哟，跨马的哈萨克牧民，你们何时成了这里的主人？支援边疆的青年，修建铁路的大军，你们何时到这里生了根？都是毛主席的战士，都是一个阶级的人，不识你们的面也识你们的心”云云。
同年，他的《在大沙漠中间》歌颂学毛著：“他们的生活那样简朴、甚至有点吝啬，在救济灾民的时候，捐款可不怕多；他们的时间那样稀少、甚至有些紧迫，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钟点可不惜超过。”……“他们是在这里劳动，还是在中央机关负责？尊敬的读者啊，连我在这里都不好捉摸”。诗中出现“无产阶级战士的性格”、“社会主义生活的准则”字样，也有“美帝国主义祭起法西斯的衣钵”等。
以上所引诗歌，均被选为他的代表作，似乎被人们视为有才华、增脸面的诗作（至于那些对他的脸面不光彩的反右诗歌以及“大跃进”诗歌，诸如《射出我的第一枪》、《保卫我们的党》、《捷音破晓》、《正当山清水绿花开时》等，这里无须再谈）。这些诗写得空洞、粗豪、叫嚣，充满庸俗政治口号和套语，情绪夸张，调门高昂，声嘶力竭。在那个人性和良知皆泯灭的时代，似乎谁的文字最夸张，调门最高，谁就是那个黑暗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有些艺术素养或诗歌鉴赏能力的人，会疑问：郭小川这些政治宣传、政治叫嚣式文字，叫诗么？这样徒逞夸诞、高声嘶叫、毫无生命尊严和生活思考的游戏式文字，一天何愁涂抹一本！
很明显，郭小川的诗太乏味，毫无诗的素质，始终未摆脱“大跃进诗歌”毛坯。贫困的文化土壤，只能长出干瘪的稗子。它貌似庄稼，却不是庄稼。郭小川曾为拼凑这类诗而苦思冥想，可惜这并不说明他的创作态度严肃。他是在根据和捉摸他的党的指示或路线，挖空心思编诗凑句，硬挤想象，竭力运气，以高八度的调门和伪英雄主义式身姿，凑出诸如此类低劣的政治套语式文字，毫无生命的真诚、思想的深沉或诗歌的美质。毫无疑问，这些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分行文字皆是徒有其表的空话加大话，是偏狭的政治鼓动、政治宣传，他是那个昏聩、残酷、黑暗时代的一个政治喇叭和吹鼓手。
二、惆怅才有诗
郭小川的诗歌，有两首值得一提：一首是《望星空》，写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定稿于十月；另一首是《团泊洼的秋天》，写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天津静海的文化部劳改地。之所以值得一提，不是因为它们具有诗的美质，而是因为它们显露这位党的工具、喇叭和吹鼓手心灵中出现的苦闷、困惑和矛盾，也因此显露出人性、真实的一面及其人格的分裂。
《望星空》第一节：“今夜呀，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向星空了望。明天哟，一个紧要任务，又要放在我的双肩上。我能退缩吗？只有迈开阔步，踏万里重洋；我能叫嚷困难吗？只有挺直腰身，承担千斤重量。心房呵，不许你这般激荡！……此刻呵，最该是我沉着镇定的时光。”——露出党的卒子不能不俯首听命往前拱的矛盾心情。这自问自答、略带彷徨的低调，与他那些叫嚣和鼓动残酷斗争诸如《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之类高调诗歌，构成极大反差。他显露犹疑，他要克制自己，不许心房“激荡”。“激荡”二字，实乃“动摇”的替身。
他的眼睛由恶浊尘世转向天宇和星空：“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看过多少次：冰河解冻，火山喷浆！……时间对于你，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荡荡。”这显示他对时政及其渺小领袖的卑琐性有所认识和轻蔑，亦显示他对险恶现实和丑恶党政的厌腻。他似乎渴望离开这个丑恶人间，飞往宁静星空。对照他写于一九四一年延安的《毛泽东之歌》中的颂词以及“万岁，万岁，伟大的毛泽东”这类句子，可以看出他由领袖崇拜转到星空崇拜（只有星空才“称得起万寿无疆”）。这种变化，显示眼界的扩展和心智的萌芽。
尽管他一再表白那诗句不是在轻蔑毛泽东，但在一九六九年“文革”中写的检查透露，他承认受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这一事件的影响：“我接受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认为“人人都有错误，任何人都不值得崇拜等等，这就把矛头对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二一九页）
“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须容量！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此刻的郭小川，是真实的。
他感到无奈和身不由己：“为了赞颂战斗的人生，我写下成册的诗章；可是在人生的路途上，又有多少机缘，向星空了望！在人生的行程中，又有多少个夜晚，见星空如此安祥！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阿，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这是对他那些夸诞的政治鼓吹式诗歌的婉转否定。
然而，这首诗的第三章却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定前面那个真实自我，转而歌颂俗世、抹黑星空：“忽然之间，壮丽的星空，一下子变了模样。天黑了，星小了，高空显得黯淡无光……象有一股阴霾罩天上。天窄了，星低了，星空不再辉煌。”原来，这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会堂；就在那会堂的里面，在宴会厅的杯盏中，斟满了芬芳的友谊的酒浆……”他歌颂这是“人间天上”，是“大地上的天堂”，这是“真实的世界呵，一点也不虚妄；你质朴地描述吧，不需要作半点夸张！是谁说的呀——星空比人间还要辉煌？是什么人呀——在星空下感到忧伤？”
这种颠倒，显示郭小川人格的分裂。写作此诗时，中国正处于亘古未有的大饥馑，这场大饥馑造成至少三千万人民死亡——郭小川的诗里却是人民会堂里面的杯盏和酒浆，长安街上“长串的灯光”和所谓“银河般的桥梁”。
他又开始讥骂宇宙星空：“我们思索着，而不会思索的穹窿，总是露出呆相。星空哟，面对着你，我有资格挺起胸膛。”他又自豪了：“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再向星空了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
此诗共四章，前两章的真实情思被后两章颠覆和否弃。郭小川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八日写思想检讨《在作协四年来的错误与缺点》，谈到写《望星空》时的思想状态：一九五八年底，从苏联回来。由于国外环境复杂，精神紧张，严重失眠，急躁苦闷，难以解脱，回国后要求下基层了解国内情况。这一要求却遭到上级批评，内心不满，神经衰弱发展到严重程度，深夜不眠，精神日益灰暗。“在这个背景下，我才会写出《望星空》这样的诗来。《望星空》一诗，表现了我的虚无主义感伤主义的思想，实际也就是个人主义受到挫折的表现。诗中还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检讨书》第六十一页）
其实，他精神灰暗的真实原因，到一九六七年“文革”中写的《我的初步检查》之十一“一九五九年的若干问题”中才披露出来：“一九五九年，是我的情绪最坏的一年，也是我写作最多的一年，同时也是我的毒草或作品写得最多的一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从苏联回来后，跟邵荃麟发生了矛盾，接连受到他和刘白羽、林默涵的批评。我气愤不过，又不敢反抗，恨不能马上离开作协，他们又不放我。我于是利用一切时间（不止是业余时间），希求在创作中获得解脱。”（同上，第一七三页）这为人们了解周扬势力把持的作协提供若干信息（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作协会议上对周扬集团帮派行为做过激烈抨击，在向中共中央递交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中亦作过滔滔陈述。）
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中国文坛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血腥罪行、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政治事件作出的积极、敏锐反应。在毛氏黑暗铁幕中，郭小川此诗具有一层特殊的思想价值。尽管为免遭批判而硬添加后两章以求均衡，以至自我解体、支离破碎，但毕竟是郭小川唯一一首具有人生思考和现实质疑的诗。
《团泊洼的秋天》作于《望星空》之后十六年，即一九七五年九月。此时已是文革末期，郭亦饱受政治磨难、颠沛流离，蜷缩于天津静海劳改农场。他听到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于是心情激动，写下此诗。屡经迫害，对中国时政和毛泽东其人仍无清醒认识。
这首诗开头几节，可以说是他的全部诗作中最有诗味的几节，诸如第一节“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第五节：“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然而，诗中依然出现“红领巾、向日葵、太阳”之类陈词滥调——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
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
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以及“雷霆怒吼”、“枪炮齐发”、“千军万马”、“攻打厮杀”、“《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类打斗字眼和政治表态，还有毛氏文革帮派宣扬的政治口号和欺世谰言：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
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
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
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海霞》。
……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
永远改造，
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
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这些词句显示，他依然活在毛泽东的精神牢笼里。郭小川写了成册诗歌，却不知诗为何物。他的诗歌充其量不过是分行写的政治口号、鼓动或表态。
三、检讨书
郭小川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原属热河省）一个贫穷教师家庭。一九三七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九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一九四一年到延安；一九四八年开始从事共产党报刊宣传工作；一九五三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宣传处副处长；一九五六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兼党组成员，随后任党组副书记；一九六二年到人民日报作记者；一九五九年，他成为作协重点批判对象；一九六六年“文革”中受到批判；一九七零年被流放到湖北劳改农场，后来调到天津静海劳改农场；一九七六年十月因吸烟失火而逝于河南安阳旅馆，时年五十七岁。
从这简历可以看出：郭小川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年，他的知识根基和思维方向，经过延安的党文化洗脑而奠定；此后征战南北，从事党文化宣传活动，担任宣传机构干部，时时听取上级指示和号召，或写文作诗，或批判他人，完全沦为领袖的恭顺走卒和党的驯服工具。他的诗歌，始终难脱强烈的宣传腔调和生硬的口号堆砌，缺乏诗歌自身的完整意象和艺术追求；他的主观意向（被党文化驯服了的心灵）总要以一种强烈的、急功近利的宣传腔调粗暴地侵入诗歌，极力张大这个政治自我的肚皮和嘴巴。这种粗豪浅露、不文不质的叫嚣倾向，在得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政治宣传诗歌影响后愈发得到助长。
从根上说，郭小川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明显缺乏根基；在西方诗歌素养方面也极为贫弱。艾青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得到一支魔笛，冯至从德国诗歌传统中得到丰美熏陶。他们都知道努力控制和收敛自己，尽力把诗写得精致、含蓄、耐读。郭小川则似乎始终不知诗歌境界，始终未上诗歌正道。这不是郭小川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所谓诗人的共同问题。
郭小川也曾渴望摆脱那个政治喇叭角色，走一条新路。一九五九年他为《月下集》写序，谈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九年以来的诗作：“几年来，在业余时间里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称意的诗作，至今还一篇也没有。”他也意识到，诗的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然而这种尝试却立刻遭到同僚们无情的政治批判。这条路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死路，他只好乖乖低头，如他自己所言：“实质上是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笼罩下追求所谓‘新颖’和‘独特’，追求来，追求去，当然越追求越‘修’。这种‘新颖’和‘独特’显然是与我们的统一的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从我的思想深处来说，我是着重在‘心灵’二字，即要写出‘心灵’的‘秘密’。这当然也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检讨书》第一七四页）
这番话道出毛泽东政治牢笼对中国社会的反动以及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深度戕害。郭小川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他积极参与锻造这个政治牢笼，也深度受害于这个政治牢笼。
从《郭小川一九五七年日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颗心灵在政治高压下如何被折腾得精神衰弱、如坐针毡、屡屡失眠、近乎精神崩溃，可是却难得见出一丝心智的闪光。这本日记透露：在反右年代，他在作家协会如何受上级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人领导和指使，参与划定右派、草拟反右斗争计划（见第一四零页），他自己后来亦承认他是“整人的人”。
日记还透露了他妻子杜惠险些被打成右派时他的惊恐，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日记：“碰到笑雨，他告诉我，说东郊区委正要批判杜惠，有划为右派分子之势。弄得我非常不安！这对于一个家庭不能不说是大事！我只好找来金镜问了一下，因为他昨天从古立高处听到的消息。说东郊区委的工作组正要斗她，她曾在群众中说过一些煽动性的话。这使我非常不安，如果有什么变故，那真是痛苦的。”（第二五七页）同月十日日记：“又同亚凡谈了他的诗和杜惠的问题。今天，下午张海来电话，说杜惠的右派问题是不存在的了，但要开会批判。这才使我稍为安心，于此，家庭可以不致破碎了。心情是不宁静的，这个幼稚的人，什么时候才会有所改变呢？一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多少波折呢，而这个人居然永远也不会改变。”（第二五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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