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都城长安，是一座规划严整、气势宏博的大都会。全城面积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四倍；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达一百五十五米（比起今天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毫不逊色呀，按照当时的交通工具，十分之一的宽度就够了），整个城市粗线条的严整布局，显示出宏大的气势。可以想象，当时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朝觐的时候，将产生巨大的心灵震撼！电影《天地英雄》最后那个长安城的镜头，主街的宽度显然嫌小了。
唐王朝的长安城，很可能就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其规模与宏伟壮丽超过同一时代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大食国的巴格达。长安，也是其他各大洲的主导国国王竞相前来进贡称臣的都城。当时，对外国人士（不包括西域已臣服及周边臣服各国）进唐王朝要求甚严。但凡来到唐王朝的外籍人士必须穿唐王朝指定服装，并不得擅自前往异地。而且国人对各国人士（不管是否是西域诸国的子民）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国力，堪称“太平盛世”。史书也曾这样记载“京师斗米十三钱，青齐等州斗米仅值三钱，国无盗贼、野无饿莩、行千里者、不持兵。自长安西行至唐边境，凡一万二千里、沿途阎阁相望、桑麻翳野。”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许多来华的胡人乐不思蜀，不想回国，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亮丽的风景线。
唐朝是一个我们民族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他的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把我们民族的声威撒播四海，自唐以降，千百年来，欧洲的“老外”就是把我们叫唐人的。唐朝那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气质，始终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
大唐王朝沿着丝绸之路驱赶突厥人的同时疆域远及中亚、南亚、西亚。唐派遣政治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的西域各国。远及巴克特里亚（Bactria）大厦国和波斯国。这些使节的用意在于使各国知道大唐王朝国力强大和百姓富庶。
唐朝宫殿屋顶的建筑风格，大都舒展自如，两翼如同张翅飞翔的大鸟，又如同大书法家笔下极其夸张的一撇一捺，显示出不事精细雕琢但庄重威严、潇洒自信的风韵。电影《天地英雄》里那个唐朝宫殿绝非夸张。如今我们的唐式建筑风格，还能隐约在小日本和韩国的寺院和皇宫里见到。
唐代，也是我们民族文学艺术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盛唐产生了上万名诗人，一部《全唐诗》就有2300余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王朝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著名诗人名垂史册。唐诗被成为“唐诗气象”。
《中国历史通览》的对每个朝代的概括颇为别致：汉朝是“华夏方兴”，宋朝是“两京梦华”，清朝是“冷月清风”，汉朝是兴盛的开始。宋朝的文化经济空前繁盛，军事上却总是孱弱不堪一击，被其他民族排挤的抬不起头来。如今，我们面对宋朝数量惊人的文化成就，想想它却始终处于窘迫寡弱、惊弓之鸟的境地，让人感叹这看似繁华实际飘渺的梦幻。元朝呢，与宋朝恰恰相反，雄才大略被大量的投入无休止的征服和炫耀武功，而荒疏了一些精神层面的需求，使元朝如同贫血一般，这种社会对于历史难有深远的影响。至于清朝，撇开民族间的芥蒂，纵有励精图治的皇帝，纵有空前广阔的疆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撞中也在无奈的逼近着自己的终点，喧闹中掩藏着末路的危机，时时映现着落日前的悲壮与苍凉。于是，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发现唐朝不论从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还是从它较为完善的社会结构来说，都是封建时代真正的颠峰，都是历史成熟的产物。
唐朝的自由坦荡，比起魏晋名士癫狂放纵却虚伪做作的“风度”，它要自然和潇洒的多。丰腴妇人们不必为“好细腰”的皇帝节食，并且可与男子一同骑马打球，甚至贵妃有失体统的“烂醉如泥”也成了佳话，还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皇帝，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对妇女有着苛刻禁令和病态标准的时代都是少有的。文人们更是“狂妄”。他们有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的“赢得青楼薄幸名”，最了不得的是敢于同权贵叫板：“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有不满索性挂印就走了，也没听说皇帝“龙颜大怒”的。这就是唐朝的人，上至王公仕子，下至布衣百姓，都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由意识和开放观念，甚至是在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也常常显示出一种乐观和幽默的可爱气质，所以他们总是比较积极和振奋的。人们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方式就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气氛，所以唐朝不像明朝，总弥漫着午门外杖毙尸体腥臭的味道；不像清朝，人们习惯使用谨慎的媚笑和隐讳的笔法；不像宋朝，人们用苟且的偏安麻醉自己，用威严的仪仗装裹枯槁残躯。唐朝当然也有政治威压也有特权阶层，但相对而言这种政治已经开明到允许人民发出一些自由的声音，这是可贵的。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威尔斯是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文明差异时，说这番话的。
关于唐朝对外国文化的接纳还有两则趣事。
一是玄宗把罗马拜占廷的凉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难耐的长安。殿内四处积水，水激扇车，雨帘飞洒，座内藏冰，身临这样的所处，盛夏犹如凉秋。建凉殿后，京城重臣贵族纷纷效仿，建筑豪华住宅，宅内设“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凉风秋雨。
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时髦，也出于新鲜好奇的心理，一些长安贵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帐篷搭在了城市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诗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蓝色帐篷，还在帐篷里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干脆在皇宫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他本人则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样，坐在帐前狼头下，亲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连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着西域人衣裳。
长安妇女的化妆，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她们在眉间贴花钿，俗称“花子”，所谓“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在鬓畔画斜红；在脸上施胭脂，胭脂原名支，产于河西，是一些色彩艳丽的植物制成的化妆品。匈奴人在河西被汉朝军队击败，失地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胭脂，痛心疾首地叹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盛唐的开放也表现在妇女的着装上。唐朝妇女以丰腴为美，衣着喜欢宽博。喜欢把长裙束在胸前腰下，造成“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在胸前”的审美效果。唐朝妇女不拘一格、突出个性的服饰妆扮，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博大和超前，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这既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展现了唐代社会开放的气度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获得各种自由最多的时代，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
唐朝的文化显示无比的自信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唐代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大都比较开明，对外来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积极学习、钻研、兼收并蓄，外来文化从来也不曾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这些外来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国化了，被用来为中国文化服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当时士大夫的治学传统。
曾经统治印度的印度佛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是进行了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魏晋玄学结合而形成了中国的禅宗。佛教的艺术和思想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境界，以致到了“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的地步，中国山水诗画派的“空灵”的境界，无疑正是禅学思想的贡献。
犹太文化是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文化，而且犹太文化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家依托而能独立存在的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唐太宗时期来华经商的犹太人，不但很多人放弃了犹太文化，甚至很多人改姓中国姓，娶妻生子，完全地汉化了。唐朝时期，每年都有数万波斯人来华经商，并有数万人长期定居长安，也逐渐汉化。
唐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的方面。中华民族自信而不自大。玻璃是由公元前12世纪前北非的腓尼基人发明的，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视为珍宝，价值连城，然而到了唐朝，中国人就学会了自制玻璃。早在公元五世纪末，中国江南一些地方就掌握了用甘蔗制糖的方法，但是中国人并不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公元647年，印度半岛上一小国叫摩揭陀的遣使来唐通好，向唐太宗夸耀其国砂糖色佳味美，太宗大为赞赏，当即派人前去学习。他们归国后，选用扬州甘蔗为原料进行熬制，结果砂糖的色味都超过了印度。唐代流行的音乐，几乎全是西域的胡乐，同时，胡舞、胡服风靡一时，连唐玄宗最喜爱的一种乐器——羯鼓，也是胡人发明的，甚至当时就曾有人惊叹中国胡风之盛。然而中国并没有被胡化，而是通过吸收、消化、升华，创造了辉煌的大唐文化。
唐朝的文化是活的文化，生机勃勃的文化，她从不拒绝吸收任何优秀的东西，从不拒绝改造自己，显示了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中国历史进入明朝以后，这种文化逐渐变质了，丧失了包容和吸收任何先进文化的能力，也丧失了自我改造的能力。我们看这样两件事：（《中国文化精要》）。清朝初年，一个名叫戴梓的人就发明了早期的机关枪——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然而清朝的统治者死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的信条，不仅不采用，还将戴梓充军关外。1782年，乾隆80寿辰，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带着科学仪器、军械模型、乐器钟表等工业产品前来贺寿，要求通商，乾隆诏谕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不仅拒人千里，而且更为可悲的是把当时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视为消遣品，予以鄙薄，其自大和愚蠢的丑态可见一斑。这种以天朝自居，盲目排外，不能接受任何先进东西心态，虽然是清朝膨胀到极点，究其根本，却是发端于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整个民族日益膨胀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心态如影相随，形成恶性循环，中国文化也逐渐变成了僵死的文化，中国也逐渐开始了落后的命运。
唐太宗“天可汗”的气概，不是“莫非王土”的霸道狂妄，也不是“天朝上国”的自欺欺人，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而这种胸怀也是多数唐朝人所具有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唐朝的对外交往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万国来朝，德化远播。这应该得益于一种自信的文化心态，凡是闭塞而拒绝外来文化浸染或融合的文化，都是缺陷很大而本能的自卑的。而唐朝并不排斥外来的多元文化并且积极从中吸收有利的因素充实自己的文化，极大的提高的自身文化的质量，他们的这种宽容同时也带来了朋友，并将这种日益强大的文化推向其他的地方，今天唐文化仍是亚洲许多地区的主流文化。
盛唐，伟大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