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声称政治寡头们将公司私有化是为了榨取公司的财产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政治寡头们从国家控制的公司里榨取财产的目的，是为了购买更多待售的公司。他们企图以最低的价格来购买国家财产，然后通过各种合法（有时是非法）的策略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权。但是，一旦成为了完全所有者，他们的行动就和任何别的所有者一样，对公司进行投资，以便改善公司的运作。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在学世界其它地方的政治寡头的样。这些榜样不胜枚举，从美国的J.P.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到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总而言之，俄罗斯在90年代开始时是一个正在解体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在这十年结束时，它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教科书模型。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受到许到问题的困扰，如不平等、金融危机、庞大的地下经济，以及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互相缠绕。但是，那种声称俄罗斯的经济是唯一的畸形的论调，则完全是一个巨大而无知的夸张。
评级错位
90年代末，众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里奇撰文声称，他研究了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其中包括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以及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他认为，尽管那些政权已经够坏了，但是，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遍布各个角落的、政治上被容忍的腐败”还要更坏。其它有关俄罗斯腐败的评论同样的言辞尖锐。在由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TI）每年发表的根据一系列商业调查来评估各国“可感觉的有形腐败”评级报告中，俄罗斯几乎位于末尾。在2001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俄罗斯排在160个国家中的第142。在2002年的透明国际腐败感觉指数中，俄罗斯在102个国家中排第71位。
那么，外人不太能感觉到的无形腐败的结果又如何呢？1999年夏，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2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对企业经理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要求经理们估计“类似于他们那样的公司”每年要将收入的多少份额私下支付给政府官员，“以便让买卖得以进行”。调查表补充说，此类付款可能用于增进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执照或许可证，改善与税收官员的关系，或者与海关或进口有关。被调查者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议会法律、总统法令或法庭判决的实施对他们的生意的直接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旨在测算决策者受商业驱使的程度。
在上面的“腐败负担”和“国家被劫持”两个指标中，俄罗斯都在它的同类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排名居中。平均起来，俄罗斯的公司大概要将2.8%的收入用于腐败费用，低于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远远低于阿塞拜疆（5.7%）和吉尔吉斯坦（5.3%）。回答“有时”、“经常”、“很经常”或“一直”不得不额外或私下向公务员付钱，以便对新的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施加影响的人数比例也在平均值左右，为9%，而阿塞拜疆为24%，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为14%，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为2%。这两个结果都非常接近于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所做的预测。
俄罗斯的腐败对个人的影响又如何呢？联合国曾对犯罪受害者进行过跨国调查。从1996年到2000年，联合国在一系列国家中对城市居民询问了如下问题：“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存在腐败问题。在[去年]中，在你的国家中是否有任何政府官员，例如海关官员，警官或检察员，要求你或希望你向他的公职行为行贿？”在俄罗斯，回答肯定的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附近。具体来说，大约有17%的俄罗斯被调查者在前一年里曾被要求或暗示向官员行贿，低于阿根廷、巴西、立陶宛及罗马尼亚的比例。这一相对排名结果再一次与根据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所作的预测大致相符。
不自由不公平？
西方对过去十年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在2000年6月，《经济学家》杂志宣称俄罗斯是“假冒民主”。与此相反的是，该杂志最近将伊朗标定为“准民主”。而事实上，在伊朗有学者因为宗教异议而被判死刑，而一个未经选举的宗教委员会有权否决所有的立法。自2000年以来，游说团体“自由之家”将俄罗斯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定级都定在5级，该评级的最高级是1级，最低级是7级。这一评级意味着俄罗斯政权的自由度评级竟然低于70年代后期的巴西军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竟然低于1991年由巴班捷达少将**统治的尼日利亚。即使对于科威特，尽管那是一个世袭的酋长国，不允许成立任何政党，妇女没有立法选举权，批评埃米尔会被投进监狱，但是该组织仍在政治自由度上给了它高于俄罗斯的评级。
对俄罗斯民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点上。他们指控俄罗斯领导人通过控制国家媒体来操纵选举，对独立新闻机构进行骚扰和新闻检查，利用司法或行政杠杆来恐吓竞选对手，使其无法有效地参加竞选。投票者被描述为冷漠、易受骗的人。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大企业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进行财政支持扰乱了选举过程。一篇由《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措词严厉且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就认为，选民的冷漠与官员的操纵相结合，使俄罗斯在过去十年里“没有任何真正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新领导人。”
那么，俄罗斯的民主究竟怎么坏呢？新闻媒体又是如何受限制呢？诚然，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公民自由在很到方面是不完善的，普金主政后的趋势令人担忧，并可能进一步恶化。然而，如果用一个客观的可比较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西方对俄罗斯过去十年的制度的谴责是极其过份的。事实上，在俄罗斯所在的区域，俄罗斯是最民主的政体之一，它在民主上的缺陷与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相类似。。
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3年，全国性的投票就有7次：4次议会选举，3次总统选举。每次选举中，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候选人都参与了角逐。人们可以自由地组织政党和选举团体，很少有例外。很多人进行了参选登记。尽管国际观察员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平衡和偶尔的差错提出批评，但他们对整个选举还是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这与他们对邻近国家和其他地方的中等收入国家的选举的评价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把1993和1995年的选举评价为“自由和公正”。随后的代表团在评价1996和1999年的选举时，认为“巩固了代表性民主”。1999和2000年选举的计票过程也显示了“透明、可靠和精确，完全达到了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OSCE对2003年的议会选举持强烈保留意见，认为“国家机器和媒体偏袒的广泛使用”使支持普金的俄罗斯联合党受益。不过，它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中的“职业水准的组织工作”表示了赞扬。
那些被认为是冷漠的俄罗斯选民参加投票的百分比实际上比美国选民还要高。在所有俄罗斯的选举中，投票率从未低于54%（1991年为最高，达到75%），而在美国最近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平均只有约50%的合格选民参与了投票。
如果是“假冒民主”，那么选举结果自然会与主政者的愿望一致。然而在俄罗斯，选举结果常常令政治精英都感到震惊。例如在1991年，当时在野的候选人叶利钦以57%的得票率击败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领袖，当选俄罗斯总统。在1993年，精英们被弗拉迪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和他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民主主义者的强劲表现弄得目瞪口呆。在1995年，共产党获得了22%的选票，成为最大的党派。这一结果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更有甚者，这一结果在1999年重演，当时的共产党赢得了24%的选票。相反，与当权者有关的主要党派在1993年只得到了15%的选票，在1995年则只有10%。
不可否认，选举中确实发生过一些弄虚作假和差错。在地方选举中，官员们利用技术手段让他们不中意的候选人丧失参选资格。选举开销的上限常常被突破，虽然总的花费即使按最大胆的估计也要远远低于美国或巴西一个典型的选举周期的花费。当政者在各个层次上滥用国家资源，为再当选造势。
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尤其受到严厉的抨击。在2002年“自由之家”公布的反映各国对新闻媒体的“政治压力、控制和暴力”的评分（0分最佳，40分最差）中，俄罗斯得了30分。这一结果竟然低于伊朗，而伊朗仅仅在两年里就查封了40家报纸，被判入狱的记者人数超过任何其它国家，还有许多记者被判鞭刑。
对俄罗斯新闻环境的批评有两个不完全一致的说法。在90年代，批评的矛头集中在政治寡头对主要电视台和报纸的控制。最近，批评家们则指控国家企图骚扰和恐吓独立记者，关闭政治寡头拥有的媒体。
这两种批评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断言俄罗斯的媒体特别的不自由就没有道理了。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国家里，最大的电视频道、电台和报纸都是由几个家族或政府所有的。环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媒体老板为了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总是在自己的网络上优先对他们进行政治报道。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里，记者和他们的老板被指控在报道中带有偏见，以换取各种好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记者也总是将他们的报道尽量与诸如贝卢斯科尼和鲁伯特·墨多克这样的媒体大亨的观点保持一致。
最近所谓的国家对媒体的骚扰又是怎样呢？当然，如果是压制，那么即使发生一起就已经太多了。但是，可悲的是，国家对新闻机构的干涉几乎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都有发生，即使在某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也有发生。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学会在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属国家里收集了国家对新闻业的干涉的各种数据。从1999到2000年，在被监测的48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发生了至少一起事件，不是媒体被审查，就是记者被判刑，或者被课以“高额的”罚款。尽管同一时期俄罗斯的纪录相对较差，但它与整个名单里最差的土耳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两年里，俄罗斯记者被判刑或“高额”罚款的次数是6次，土耳其则为22次，匈牙利和白俄罗斯各为7次。在俄罗斯，报道过的新闻检查有19次，而土耳其为62次。
考虑了其它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家对媒体的骚扰情况后，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这方面是再正常也没有了。在2000年和2001年，当普金政府企图将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古辛斯基赶出媒体圈时，西方新闻界拉响了警报。遗憾的是，他们对在南朝鲜发生的极其类似的事件却几乎视而不见。当时，韩国国税服务与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了23家媒体公司，对他们处以了几百万美元的罚款。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金大中总统出于政治原因对批评他的政府的报纸进行惩罚。3家批评金总统最严厉的保守派报纸的主管们被检察官逮捕，并被关禁闭。金的助手，卢武玄，也是后来代替金的总统，据称曾说过：报纸“与有组织的犯罪毫无两样”，并告诉记者，他计划将它们国有化。
透视普金
近几个月来，评论家们加大了抨击俄罗斯民主的火力，因为他们觉得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验证了自己的悲观评论。近两年里，普金总统对媒体的恐吓开始升级。他通过经济手段关闭了持批评意见的媒体，吓退了潜在的政治对手。许多人认为，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对他资助自由派政党的惩罚。如果确实这样的话，那将是普金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打击对他构成足够挑战的对手的一个信号。同时，2003年10月在车臣举行的选举，虽然有81%的选票投给了普金支持的总统，但坦克的阴影使投票结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这些事态发展，连同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西方的恐慌。例如，沙菲尔就哀叹说：“一党统治”卷土重来，“**复活了”。按照沙菲尔的说法，民主选举表达的唯一一点，就是公众的抗议，这是通过“低投票率”来间接表达的。实际上，2003年的选举并不异常。虽然确实存在诸如官方对媒体施压、报道有倾向性、竞选对手遭骚扰等情况，但此类情况的严重程度与俄罗斯以前的选举以及其它中等收入的民主国家的选举中出现的程度相当。有人认为，这些压力对选民的影响要比以前的选举大。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俄罗斯联合党的正式得票率是37.6%，几乎正好是1999年统一党和祖国党的得票率之和。那两个党随后组成了俄罗斯联合党。
虽然某些地区的投票不畅会影响几个百分点的票数，可能使自由派的亚博卢和公民力量联盟的得票率低于5%这一杜马席位的及格线，但正式结果是接近独立抽样调查的预测的。人们也不能想当然地把俄罗斯联合党的高得票率作为选举是不公正的证据。考虑到自普金接任总统以来，人们的实际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0%（在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的一年，更是惊人地增长了17%），支持普金的党不获得好票数才是令人惊讶的事。至于投票率，即使是最低估计的53%到54%也要高于最近美国选举的平均投票率。
尽管上述发展将俄罗斯朝不自由的一边推，但它们毕竟还没有超出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中通常的范围。地方记者和当地市长或省长发生冲突的事在诸如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的国家中时常发生，那里的暴徒会一而再地袭击或谋杀批评当地政治家的记者。近年来，从马来西亚到委内瑞拉，当权者的竞争对手最后常常要在监狱里度日，他们是不公正诉讼的牺牲品。在墨西哥，有一些竞选者被暗杀了。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上，从墨西哥的齐亚帕斯到东土耳其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选举往往是在军队的严密监视下举行的。俄罗斯的选举纪录尽管不值得恭维，但也不是不正常的。
走向中等
2004年3月，俄罗斯选民又要到投票站，去第4次选总统。这种情形在20年前是没人能想象的。俄罗斯的经济不再是1990年时普遍短缺的、军事化的、崩溃中的官僚机构了，现在它是为了取悦消费者而非计划者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这个国家的原材料资源非常丰富，但现在其很大部分，连同许多陷入困境的银行，都是由一些商业巨头控制的。他们为了使政策有利于自己而竭力游说。而小企业则受到腐败和管理的拖累。尽管如此，经济仍然继续以可观的速度增长着。
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同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一党专政已让位给了普选民主。曾经权力巨大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不再控制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再将异见者送进劳动集中营。现在他们为了争夺议会的席位而参加竞选。尽管新闻出版业还要为抵制严重的政治干预而抗争，但与80年代中期躁动的宣传机器相比，要更加专业、独立得多。在10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为什么还要有暗淡--有时几乎是臆想--的观点？为什么还要有诸如盗贼统治、经济灾难和克格勃接管这样的夸张说法呢？有一系列的因素，心理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纯粹是政治的因素，使西方的俄罗斯观察家们得出了一知半解的共识。在面对处于转型混乱中的俄罗斯人所遭受的外在痛苦时，西方观察家如果不仔细思考的话，他们的直觉反应是很慷慨的。与新出现的暴富阶层相对照，那些贫困的退休金领取者的不幸显得加倍的凄惨。不过，也有一些人出于不怎么纯洁的动机，将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社会的阴暗面。第一，就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报纸编辑和电视台制作商们明白，通过把俄罗斯黑手党骇人听闻的新闻展现在西方公众面前，他们就能将西方公众焦虑和渴望的感情变成他们的滚滚财源。第二，左翼知识分子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向人展览的小孩，以达到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目的。当俄罗斯领导人开始信奉市场经济的花言巧语并开始改革时，俄罗斯初期的阵痛就被描述成是过度自由化的危害的证据。第三，俄罗斯成了90年代美国政治中的皮球。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承诺支持叶利钦，而戈尔副总统在美俄关系中担当主导的角色。因此，对于共和党来说，抨击莫斯科是他们在2000年的大选中捞选票的手段之一。
一个广泛传播然而根本错误的误解也在夸大俄罗斯的苦难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初是一个高度发达--如果还不算富裕的话--的国家。由于俄罗斯既有绝顶聪明的物理学家和国际象棋大师，还有空间计划，加上其全球军事影响力，俄罗斯实在看起来不象是一个阿根廷或南朝鲜。由于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基础开始变革的，因此，当他们看到这个国家向正常的中等收入国家逼近时，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同样的误解也传染给了学术分析家。在最近一篇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史帝格利茨和卡尔拉·霍夫发表的论文中，作者做出了以下引人注目的论断：当把目光转到立法机构时，“在俄罗斯和绝大多数其它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在90年代]。”确实存在着质的区别：俄罗斯从来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俄罗斯的未来又是如何呢？有些人将过去4年里的暴发性增长看作是更多美事来临的信号。他们期望俄罗斯由此立即脱离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加入到匈牙利和波兰这一行列，成为一个不太富裕的发达国家。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国家优越的人文资本，改革后的税收体系，以及极其开放的经济。另一些人则认为，官僚政治的管理体系和政治化的干预（尤克斯事件就是生动的例证）是阻碍俄罗斯发展的严重障碍。在政治领域，乐观派预期民主竞争会增加，将出现一个更加强势的公民社会。悲观派则预测，俄罗斯将在冠冕堂皇的民主程序的遮羞布掩盖下，加速滑向一个由职业安全官员操纵的**政体。
不能排除任何一个预言。不过，想一想俄罗斯是个中等收入国家，就能帮我们把那些极端的预言排除掉。这个收入范围里的绝大多数国家将在合乎规范的民主和十足的**之间找到自己的坐标。它们的民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预知的，并且会在当权者企图操纵民主程序以便继续掌权时产生暂时的反复。而且，这些国家尽管总体上是在发展，但这种发展往往呈现出爆发性，中间夹杂着金融危机。尽管俄罗斯的体制还有缺陷，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健康的国家干预，但它看来已经摧毁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残余，将继续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前进。
俄罗斯只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事实，可能会令那些对它期待多多的人感到失望。这对那些毫无选择只能在那里忍受缺乏安全的生活的人，也起不到什么安慰。但是，这对于一个仅仅在15年前还是“邪恶帝国”--既威胁国内的人也威胁国外的人--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令人羡慕的成就。
(全文完)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